刘清平:“Rights”如何源于“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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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人生在世的一对基本价值标准,“善”的核心语义在于“有益—可欲—快乐—赞许”的四位一体,“恶”字的核心语义在于“有害—厌恶—痛苦—非难”的四位一体,由此分析性地决定了人类行为在元价值学维度上的“趋善避恶”取向。不过,由于人们常常拿自己的规范性评判取代这些元价值学的核心语义,结果在理论和实践中造成了一些严重的混乱扭曲,有必要澄清和纠正。

  
【摘要】从元价值学的语义分析视角看,”正当(theright)”与”权益(aright或rights)”都起源于”对(right)”,并且围绕着”可接受性”的核心语义形成了哲理内涵方面的绵延演变:正当主要在诸善冲突中具有防止任何不可接受之恶的基本功能,权益主要在人际冲突中具有防止来自他人的不可接受伤害的基本功能。理解这两个概念的逻辑关联,对于我们在政治哲学领域里考察包括”人权(humanrights)”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摘要:
西方主流哲学之所以陷入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是否兼容的理论泥潭,主要是因为它一方面把价值性“自由”与事实性“必然”直接对立,另一方面又把事实性“必然”等同于价值性“强制”。但从语义分析和事实描述的元价值学视角可以发现,“自由”涉及到主体基于自己的意志遵循趋善避恶的人性逻辑展开的应然性价值诉求,“强制”是主体在诸善冲突中遵循取主舍次的人性逻辑达成现实自由的过程中面对的应然性价值因素,“必然”则首先是在认知层面上涉及到主体对于各种事实的实然性状态趋势的指认描述。只有澄清了这三个概念的微妙异同,我们才能破解西方主流哲学的二元对立架构,揭示自由意志的千古之谜。

  

   【关键词】善 正当权益 可接受性 人际伤害

  

   一、善恶的可定义性

  

  
如果说一场绵延了两千余年、吸引了众多大师参与的学理讨论,至今还在围绕某个明显背离了现实的见解打转转而莫衷一是,几乎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展,人们就有理由怀疑它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了。不幸的是,有关“自由意志”与“决定论”能否兼容的问题正是如此:尽管参与者的阵营豪华到了令人惊诧的地步,西方主流学界从古希腊到现在始终没能摆脱这场历史悠久的理论噩梦,依然纠结于自由意志在决定论的氛围中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一些论者甚至依据宏观世界受到必然规律支配的正确前提,得出了自由意志并不存在的荒谬结论。然而,一旦考虑到基于“意志自由”从事行为以求达成“现实自由”构成了人生在世的简单事实,这种哲理层面上的一筹莫展就充满了反讽意味了:倘若每个人每天都能从吃到了可口的饭菜、说出了想说的话、欣赏了自己喜欢的音乐的过程中获得现实的自由、享受自由的体验,西方学界为什么还要徒劳地怀疑世间万物的因果链条会不会否定主体的自由意志,却就是不愿直面生活本身,探究人们是怎样基于意志自由达成现实自由的呢?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事实描述和语义分析相结合的元价值学视角出发,着重辨析“自由”“强制”“必然”三个概念的内在区别,指出西方学界在事实性之“是”与价值性“应当”的混淆错乱中,一方面把“自由”与“必然”直接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把“必然”等同于“强制”的类似于关公战秦琼的逻辑谬误,从而揭示人们在现实中如何实现自由意志的内在机制。

  
在价值语境内,“善恶”可以说是一对最基本的概念,构成了人生在世评判各种事物意义效应的头号标准。但奇怪的是,尽管历史上不少哲学大师早已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它们的丰富内涵,现当代学术界在如何理解这两个术语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不少扭曲,其中最极端的表现就是20世纪初居然有一批西方哲学家主张:“善恶”二字不可定义。例如,摩尔在《伦理学原理》中刚刚宣布了怎样界定“善”是“全部伦理学最根本的问题”,紧接着就断言“善”不像“马”那样复杂,太简单了没法定义[①],结果第一时间便一笔勾销了这个“全部伦理学最根本的问题”。不用细说,摩尔依靠类比得出的这个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善”尽管不像“马”那样复杂,但作为一个抽象的语词肯定还是有某些特定的语义内涵的,所以人们才能在日常言谈中说出“这顿饭很好”或“那是辆好车”的话来。因此,只要不是硬钻牛角尖,我们完全可以在“确定语义”的意义上给善恶二字下个“定义”。

   在英文里,作为名词的”正当(the right)”与”权益(a
right或rights)”都直接起源于作为形容词的”对(right)”;但奇怪的是,西方学界迄今为止很少从这种显而易见的语义关联入手,深入探究它们在哲理内涵上的绵延演变。本文试图从元价值学以及元伦理学的视角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当然,摩尔有些瞧不起这类“习俗确立的‘善’字的适当用法”,认为它们对于理论研究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甚至将“善即可欲”这种屡见不鲜的“公理性”定义也拒之门外了,并且还给出了一个重要的理由:“哪怕某些人认为战争是值得意欲的,我们仍然会怀疑战争是不是善的”。[②]
毋庸讳言,这类现象确实构成了人们觉得善恶二字难以界定的一条常见理据:既然不同的人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往往持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如何才能找到一条让大家都接受的共通性定义呢?

  

   一、问题的缘起

  
不过,反讽的是,这个难点后来也被摩尔自己开创的元伦理学研究克服了:就像弗兰克纳解释的那样,“元伦理学”重在研究像“善”或“正当”这样的基本道德概念本身是个什么意思、人们如何理解它们的抽象语义逻辑问题,“规范伦理学”重在研究哪些东西或行为是“善”或“正当”的、人们应当怎样做的具体道德规范问题。[③]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不同的人在“规范性”层面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往往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在“元”层面又确实能够找到“善恶”二字的某些共通性内涵,作为它们能让大家都接受的语义界定——事实上,也正是凭借“善恶”二字的这些共通性核心语义,那些在战争是“善”还是“恶”的问题上立场观点针锋相对的人们,才有可能在彼此间展开交流、沟通、争辩和论战,不然就会像“鸡同鸭讲”那样,没法理解对方说的“战争是善或恶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正当在于防止不可接受之恶

  

  
进一步看,只是在西方学界所谓的“元伦理学”维度上界定善恶概念也不够充分,因为正像“这顿饭很好”或“那是辆好车”的语句能够表明的那样,人们不但会在道德领域言说这两个字,而且也会在非道德领域言说这两个字,以致它们作为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可以说就贯穿了全部人类生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自然也不能只把它们当作单纯伦理学的概念,而是理应看成更一般的价值学术语,首先在“元价值学”的维度上确定它们的核心语义;换言之,我们不但要考察这两个字在道德语境里是个什么意思,而且还要考察它们在非道德语境里是个什么意思。

  
所谓”元伦理学”是20世纪初叶在西方兴起的一门与”规范伦理学”相对而言的学科,两者间的区分集中体现在:规范伦理学主要讨论”哪些东西或行为是’善’或’正当’的”、”你在这样那样的情况下可以或应当怎样做”的具体道德规范问题,元伦理学主要讨论”‘善’或’正当’这些伦理概念是什么意思”、”人们怎样理解和运用它们”的抽象语义逻辑问题[1](PP7-10)。本文在接受这种区分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扩展到所有的价值领域,从而把”元价值学”与”规范价值学”也以类似的方式区分开来。这样做的理由在于:人们不仅在道德领域内,而且在信仰、实利、认知、炫美等非道德领域内,都会运用”善”和”正当”的价值概念,做出”好不好”或”对不对”的价值评判。下面会看到,”正当”与”权益”的主要差异便在于:”正当”贯穿于人生在世的所有价值领域,与”善”一起构成了人们从事一切价值评判都必须诉诸的两大基本标准,因此主要构成了元价值学的研究对象;相比之下,”权益”首先涉及到人际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此主要构成了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古希腊哲学的斯多葛学派与伊壁鸠鲁学派在争论中引发这场理论噩梦的时候,已经设置了自由与必然二元对立的理论架构,专注于下面的问题:人们在必然命运的严格约束下,能不能做出随意任性的自由选择?[1](PP436-457、467-469)争论的双方尽管在具体观点上针锋相对,却都认定因果链条会对人的自由产生否定性的限制作用,只不过一方(“不兼容论”)认为它将根本取消人的自由,另一方(“兼容论”)认为它还能为人的自由留下一定的存在空间。这种始作俑者的效应是如此深远,以致后来西方学界有关这个问题长达两千余年的探讨,始终没能走出自由与必然直接对立的理论怪圈。
   
例如,奥古斯丁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古希腊的前辈们,不但把“自由”与“意志”直接关联起来,而且引入了“善恶是非”的价值内容,甚至认为不管有没有外部必然原因的推动,出自一个人“意志”亦即“自愿”的行为都会具有“自由”的特征。[2](PP239-264)然而,他同时还是流露出了把自由意志的“随意任性”理解成与因果必然正相对立的“随机偶然”倾向,认为它能够时而行善时而作恶,主张“如果一个人是善的,并且只有因为他愿意才能正当地从事行为,他就应当拥有自由意志……虽然他也能通过自由意志犯罪。”[3](P100)[①]
   
再如,斯宾诺莎曾指出:“凡是仅仅由于它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所决定的东西就是‘自由’的。反之,凡是其存在或行为按照某种明确固定的方式为外部事物所决定的东西就是‘必然’或‘受限制’的。”[4](P4)在此他一方面承认了“自由”的东西或行为包含着“它自身本性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又把外界的“必然”等同于“受限制”,从而将其与“自由”对立起来,却没有进一步说明“自由”的东西或行为会不会也受到“它自身本性的必然性”的“限制”。于是,这种模棱两可的概念界定就导致他在承认人们认识“必然”就能达成“自由”的同时,又基于人的意愿受到因果链条决定的理由,断言“并不存在绝对或自由的意志”[4](P87),结果无从解答下面的难题:如果人们原本没有自由意志作为动机,他们怎么可能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从事自由的行为并获得现实的自由呢?由此引发的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也吸引了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高度关注,虽然用了不少篇幅展开讨论,却照样是各执一端没有定论。
   
又如,在20世纪量子力学发现了微观粒子的活动具有“非决定论”的特征后,如同古希腊哲人热衷于探究原子运动的因果必然规律会不会妨碍人类灵魂的自由运动一样,当代西方学者也热衷于探究量子运动的随机偶然特征能不能允许人类大脑的自由意志问题了。但像此前一样,这些带有浓郁自然科学色彩的讨论非但没有把人们从漫长的理论噩梦中唤醒过来,反倒显得与人们基于意志自由实现行为自由的日常体验越来越不相干了,以致让人觉得如坠五里雾中。[5]
   
最后,这种理论困局也影响到了20世纪在社会领域十分强调“自由”的某些学者。像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头号代表人物米塞斯就宣布:“在这个词的形而上意义上说,人的意志是不‘自由’的”,“我们无法断言人的选择和行为是‘自由’的”[6](PP56、117)。他的学生哈耶克一方面主张“自由”在于人际之间的“强制”被减少到“最小可能限度”的状态,另一方面又声称:“宣称意志是自由的观点就像否定意志是自由的观点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整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假问题。”[7](PP3-5、85)
如果考虑到这两位学者在中文语境里常常又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s)”,这种态度就更有反讽的意味了:既然他们自己都不肯承认人的“意志”是“自由”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把他们叫做“自由意志主义者”呢?其实,哪怕把他们叫做“自由至上主义者”,也难以减弱这种反讽的意味:假如人的“意志”并不“自由”,人的“自由”又该如何“至上”呢?
   
上面的综述尽管挂一漏万,却足以表明西方学界在自由意志问题上陷入了怎样的泥潭:不管站在兼容论还是不兼容论的立场上,一旦置身于自由与必然的二元对立架构之中,无论多么睿智的哲人都会显得力不从心、束手无措,结果让自由意志的简单事实变成了一个千古之谜,连它到底是不是存在都成了大大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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