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京官网入口】柯华庆:党规是法治中国的核心

  人的素质有高低之分,有高素质者,也有低素质者。就同一群体或同一权力内部的权力个体竞争而言,其采取什么手段或途径,主要与个体的素质最为相关。高素质者与低素质者是一种对称,这种对称或对立统一是宇宙的普遍法则之一。下面我们将看到,低素质者与腐败权术的权力竞争方式及权力计划人事机制三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为什么党争民主制缺乏合法性?

   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

  政治领域权力市场竞争的结果是老百姓受益,人民成为是权力者之主人。但这必须要有一个民主的前提。即人民有选择权力者的权利,在选择某一权力者的同时,也选择了这一权力者的行为。我国目前与权力市场竞争机制相反的权力计划人事机制,其具体实现的前提则是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所谓民主集中制的经典表述为: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的指导下民主。这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其最终的决定权归根结底在集中手里,更何况这种民主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实践证明,这种所谓的民主集中,民主往往只是形式,集中才是实质。我们无论“人代会”、“党代会”选举还是领导干部的组织部门委任,都正是如此。这是一种权力优越的越位。我们在权力优越上并不主张结果均等,但主张机会均等,主张规则公正、过程公正,尤其是起点公正。只有权力起点取得的公正,才能保证取得权力的权力者之权力优越的公正。所以,在权力起点的取得上,民主就是一切,而集中只能是虚伪的。在此,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它本身已包涵了集中,而不需要什么另外专门的集中。

  
古典政治哲学使政治服从于德性,追求人的灵魂之完善,但从马基亚维里开始的第一波现代政治哲学则将德性服从于人类现实政治需要的手段。由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以第一波现代性建立的美国政治制度被很多国家所效仿,洛克的契约论和分权理论成为了主流的意识形态,以至于人们将普选和三权分立式的党争民主制当做现代性政治制度的典范,甚至视为唯一选择。但因为不同个人的能力不同,在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只能建立在众意的基础上,众意的相互冲突使这种制度欠缺德性。

  
党导民主制建立在一个代表公意的德性政党领导基础上,是一种现代德性民主政治。党导民主是引导式、融合式民主和金字塔式民主。党导民主制对领导党既有能力上的要求也有德性上的要求。党员都是各行各业的先进分子,既具有代表性,又有德性上的进步性,所以党可以引导人民。党导民主制承认现代社会的多元性,但它并不是去强化这种多元性,而是使多元性利益融合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所以党导民主是融合式民主。党导民主制是一种金字塔式民主。首先,党导民主制是一种由轴心与外围构成的民主体制。党导民主制的轴心是共产党,外围是民主党派和其他团体。其次,党导民主制是一种层级式的民主体制。无论是党的权力机关还是人民权力机关都是从最基层的单位选出代表组成上一级机关,再从这个更高一级的机关选出代表到再高一级的机关,依次递进到最高权力机关。因为党导民主制是自轴心辐射外围和上下互动的金字塔结构,所以是稳定的。

  引起权力竞争的最根本原因,自然只能是权力优越。而权力优越则最终表现在利益上。利益,包括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是我们所知道引起一切竞争的唯一原因。权力竞争是权力优越的题中之义,权力优越必然会引起权力的竞争。换一句话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们将权力客观化,承认、主张权力优越,就必须也承认、主张权力竞争,这完全是一种常识。否则,在理论和实践上,我们都难以自圆其说。

  
人人平等和人人自由的观念是从传统到现代而逐渐传播开来的,人们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决定了现代民主制度的设计。现代性分为两波:第一波现代性和第二波现代性。由马基雅维利开始,包括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等人在内的第一波现代性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指导思想的主要来源。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就建立在第一波现代性之上。与之相对,始于卢梭对现代性的批判,经由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第二波现代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第二波现代性建立形式性和实质性相结合的现代性,追求实现实质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而非第一波现代性中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第二波现代性是在充分吸收第一波现代性思想、意识到第一波现代性中出现的问题的基础上超越第一波现代性的。所以,建立在第二波现代性之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其目标是实质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权力竞争源于权力优越,权力优越源于权力本身。要否定权力竞争,就必须否定权力优越,而否定权力优越就等于否定权力本身。这是一串环环相扣无法打断的逻辑链环。诚然,权力竞争的形式和表现,在不同的权力机制下各不相同。或武力争斗,或和平斗争;或公开的、光明正大的、堂而皇之地进行,或暗地的、偷偷摸摸的不可告人地进行;或通过能力道德,或通过腐败权术……等等,不一而足。但不管怎样,只要权力存在,权力竞争也必然存在,至多不过是竞争的形式和表现不同而已罢了。即使是在我国现行的、通过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实现的权力计划人事机制下,其否定排斥权力竞争,也并不能真正消除权力竞争。现实表明,这种违背客观权力规律的权力机制,与否定权力优越一样,只能是导致又一种权力者在权力竞争上的虚伪人格。权力竞争本身并无所谓什么对错,问题在于是通过什么手段或途径。

  

  
党争民主制将政治的逻辑建立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上。党争民主制建立在经济人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党派迎合个体的欲求,是个体利益的汇聚,不同党派为赢得竞选而迎合不同群体的利益,均是众意的代表。强化个人的利益会导致社会分裂,造成社会极端化,社会如同一盆散沙。党争民主制的迷惑性在于,人们以为通过竞选产生的政府权力来自于全体老百姓,政府对全体老百姓负责。如果老百姓的利益是一元的,是为公意而投票,那么通过政党竞争所选出的政党执政就具有合法性,因为该党所代表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也就是公共利益。然而,现实中的老百姓是利益多元的,难免是为众意而投票,所以党争民主制将公意切割为了众意,所选出的政党权力仅仅来自于部分老百姓,政府只能对部分老百姓负责,不管这部分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党争民主制是私利政治、经济政治,因此党争民主制从根本上违背政权合法性原则——公共利益原则。

  权力的取得宜民主,以自由、公开、平等的选择与竞争,以权力者向人民负责;权力的运行宜集中,以责、权、利三者相统一保证效率,以下级向上级、被管理者向管理者负责。这里,集中又作为另一种权力制度,集中就是一切,而民主只能是虚伪的。明朝一代铁腕名臣张居正,曾有一句名言:“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更甚至说:“一个有效率的政府也就是一个独裁的政府。”总之,民主和集中是两种不同取向的权力,应分别属于公民与政府。而我国目前的民主集中制,在权力的取得上正好民主不够,在权力的运行上,则又恰恰集中得不够,权力的优越远未真正名正言顺地落实。这种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权力体制,有赖于权力者的素质而又不能保证权力者的素质(在过去,我们是靠战争、敌我斗争的残酷环境的自然选择来保证,这也是一种而且是更严酷的一种敌我权力竞争选择机制),权力行使依赖于权力者行为却又不能有效限制权力者行为。其产生、存在的特殊战争和敌我斗争年代环境,早已成为历史。在今天我们已经取得执政地位,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般常规情况下,只有真正的、彻底的、完全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前提下的权力市场竞争机制,才能保证权力者的素质,从而也从根本上有效地限制权力者的行为。

  
政权只有为全社会的利益而非为统治者的私利而运作时才有合法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对此都有经典论述。柏拉图认为,城邦最高的美德是正义。正义的城邦将是一个工匠社会,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不仅做得好,而且全力以赴,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只为他人利益或只为公益。亚里士多德将“为共同体利益行事”作为判断优良政体的标准。亚里士多德根据“谁统治”和“为了谁”将政体分为六种:由一个人、一个小群体和多数人掌握权力,在每一种情况下,统治者又可以是为了统治者利益行事和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分别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应该为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但实际上统治者可能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变体。政体是否是优良政体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政治学上的善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孟德斯鸠亦强调优良政体须由美德支撑。孟德斯鸠所说的美德是什么呢?“这种美德可以定义为爱法律和爱祖国。这种爱要求始终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的一切美德均源于此,因而也可以说,个人的一切美德也就只是先公后私而已这种爱尤为民主政体所特有,只有在民主政体下,政府才被委托给每一个公民。”换言之,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前提假设是个人的公民美德,能够终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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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国体:党导国

  资产阶级权力道德化,如前所述,在权力优越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比较客观务实的灵活态度。在利益机制之下,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个人主义和个体本位,强调个人利益与个体竞争。于权力道德化与权力优越问题上,自然也是一以贯之。资产阶级表面上虚伪地宣扬、主张权力道德化,在实际中却承认和给予权力很大程度上的优越,并进而正大光明地实行权力公开竞争。诚然,权力竞争机制在资本主义国家从最初创立到不断发展完善,其间也曾经经历过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并且至今仍然存在着许多虚伪、不公正不公平之处。然而,这种机制为资产阶级统治选拔、造就出了大量的杰出政治家与优秀政治人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答案是肯定的,一种积极的尝试是党导民主制,即由一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党领导国家。因为国民是不可选择的,所以国家只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体,不可能是完全普遍性伦理的实现。普遍性可以存在于政党,因为党员是可以筛选的,通过一个经过筛选的、有德性的政党引导人民可以重建现代性之后的道德政治。在现代性之后建立道德政治,我们可以在黑格尔国家理论的三个阶段基础上加上第四个阶段,即一个普遍性的、德性的政党。伦理经过四个阶段才能最终实现,也就是说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不是国家而是共产党,国家是伦理的不完全实现,而但共产党是伦理理念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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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通过腐败权术进行权力竞争,只有在权力计划人事机制的集权、专制、人治性条件下才大有用武之地(封建社会为权力自然人事机制,同样集权、专制、人治)。在权力计划人事机制中,我们不仅是权力者的组织委任制,即使是“党代会”、“人代会”形式的选任制,主观上我们都力图去操纵控制左右她,客观上我们也实际基本能够操纵控制左右她。因此,权力者的升迁与否,主要掌握在上级委任者手中,其取决于委任者的个人品质和知人善任水平,随意性极大。她的人治性的权力法则,是层层只对上级个体和上级领导机关负责,而不对人民或民意机构负责,她是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关系等陈腐东西来维持的。在这种权力由更大的权力者授予的体制中,保住权力的要诀就是眼睛向上,跟对人,站准队,拍好马屁。构筑好了这样的利益圈子,权力就有了保护伞,腐败便总能逢凶化吉。有了这些心得,则各级权力者只须精通腐败权术,只须千方百计地取悦上级,就可以仕途得意,步步升迁,甚至为所欲为。

  
第一波现代性之后建立的是资本主义的党争民主制,第二波现代性之后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党导民主制。党导民主制与党争民主制之争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争,立宪党导民主制与立宪党争民主制是社会主义宪治与资本主义宪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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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素质的具体内涵,主要包括能力与道德两个方面,也即人们所常说的德才兼备。人的素质主要包括能力与道德两个方面,但并不就等于二者简单相加之和。若此,其必须是人的素质不是一个整体,分开割裂为能力与道德两个独立部分的情况下,才能够成立。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人的素质是一个整体,能力与道德同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决定、影响着一个人的整体素质。而且,能力与道德,二者中仅任何一方面的优秀,都不足以决定一个人的整体素质就高;而其仅任何一方面的低劣,就足以影响至一个人的整体素质不高。譬如,一个人虽然能力很强,但道德却极差,能力很强不足以决定这个人的整体素质就高,道德极差却足以影响至这个人的整体素质不高。反之亦然,一个人道德很好,但能力却极差,道德很好不足以决定这个人整体素质就高,能力极差却足以影响至这个人的整体素质不高。这样,高素质必须是能力与道德都优秀者;而低素质则可能有多种情况,或能力与道德都低劣者,或能力与道德二者其中之一低劣者,都足以构成一个人整体素质较低。诚然,人的素质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永远处于一种动态过程;但其又是相对静止的,个体的现实存在、历史过程都具体肯定着他的素质究竟如何。

  

  
党规与国法的关系构建依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本质的特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

  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其缘故即在于竞争。市场政治的最根本本质,便是一种市场机制,权力竞争之下必出贤者。其的最集中概括是,在市场政治中,权力是一个开放的政治市场系统,在这一市场系统中的各个市场主体,即大大小小的权力者及有志于加入权力者行列的人们,都可以自由、公开、平等地进行政治竞争。回顾两千多年的中国权力竞争史,我们看到的是所有的掌权者都实行专制,而专制的核心是取消权力竞争,不允许别人窥视他们的权力。非掌权者要想夺取权力,只有一条路:动武。

  

  

  即使权力的最初取得是通过武力竞争,权力取得以后,这个权力内部权力的分配、延续也还总是要通过某种竞争。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权力竞争仍然在社会主义的权力舞台上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甚至在极端的例子中和极端的情况下,也矛盾尖锐激化,表现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

  

  
大一统制度的建立根源于中国人的自我主义和差序格局。费孝通指出,西方与中国的不同源于西方和中国的社会结构决定的。西方是个人主义和团体格局,中国是自我主义和差序格局。个体是针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主义下,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平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份权利上控制个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团体格局。团体格局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每个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同时神对每个个人是公道的。自我主义是针对外人而说的,是己对人,在自我主义下,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从而形成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整个社会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每一个网络有一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不同。差序格局中,有一个核心就是“己”,其他是围绕核心的圈,有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围圈,他人在圈中的位置依赖于与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关系是连续己与他人的纽带。在中国差序格局社会中,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也就是“丢卒保车”。在自我主义之下,一个人反对皇帝并非为了共和而是自己想做皇帝,反对独裁并非为了民主而是自己想独裁,反对贪腐仅仅是因为自己没有贪腐的机会。

  在上述情形之下,就必然产生一种政治上的格勒善法则现象,即腐败权术可以取得和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人们就不会通过能力道德去取得和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这里的格勒善法则,我是一种借用或移植。其原是指经济领域货币流通中的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现象:如两种铸币面值相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柯华庆 (进入专栏)
 

  
自从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党内法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一部分以来,政治界、政治学界和法学界对于党规的性质和定位的争论一下子热闹了起来。既有从权威文件中解读党规的,也有从自己臆想中给党规定位的;既有从实证角度理解党规地位的,也有基于不同理论对党规的规范定位。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个角度谈的,也有些人混淆视听,从而形成了关于党规话语的混乱局面。关于党规的讨论中最根本的问题莫过于党规与国法的关系。这一问题之所以根本是因为其关涉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资本主义法治理论中根本没有这个问题。党规与国法的关系以俗问“党大还是法大?”展现在世人面前。最近徐显明先生的断言“共产党既在法律之中,也在法律之下,还在法律之上”引发广泛关注。此类争论仍然是“党大还是法大”问题的延续,这个问题到了必须从理论上进行根本性解决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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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社会、群体来说,自然希望权力者德才兼备,是能力与道德皆优秀者。只有这样,才符合社会、群体的利益。因此,按照社会、群体利益机制,当然是高素质者最有望取得或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但对于个体来说,能力与道德只是手段,权力之优越才是目的。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或为了达到目的,个体不一定必然通过能力与道德,也可能或也可以通过腐败权术竞争权力。或此或彼,主要取决于个体利益机制而定。于低素质者而言,在权力竞争中,腐败权术对其有利;或换一句话说,低素质者要想取得或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都必然通过腐败权术。道理很简单,一是能力与道德正是低素质者之短或相对之短,即使他们付出比高素质者更大的努力,在公开、自由、平等的权力竞争中,也很难有望侥幸获胜。二是腐败权术正是低素质者所长或相对所长,尤其是道德低劣类的低素质者(即小人),在权力竞争中,可以无所顾忌、胆大妄为、不择手段、任意恣行;而高素质者们(即君子),则往往有所顾忌,或受道德规范约束限制,或天生不擅长腐败权术,只善于谋事不善于谋人。

  
在第一波现代性之后人们怎么过政治生活,也就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怎么能够实现古典政治哲学中所倡导的德性政治摆在了政治哲学家面前。由卢梭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建构了以社会自由和共同自由为价值,超越古典政治哲学的现代德性政治思想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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