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京官网入口】郭世佑:辛亥革命不是由革命党包办的

  辛亥革命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郭世佑:革命的成功由多种因素促成,不是革命党人包场的。革命阵营当然很重要,但还有很多省份的君主立宪党人和地方士绅,还有北洋统帅袁世凯的临门一脚,都起了作用,才把清朝推翻。

  郭世佑:反清革命运动开辟民权政治的新时代,共和制的建设却出现反复,这是正常现象。在西欧的近代史上,英、法革命就出现过反复,并非一蹴而就。

  不过,武昌起义的偶然性至今被夸大,组织武昌起义的第一人因为英年早逝,就在宣传的历史话语中被长期淹没了,他就是参加过东京同盟会的文学社实际负责人、武昌起义的实际总指挥刘复基,一个胆识俱全的革命家。

无庸讳言,政治革命的成效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在政党政治的舞台上,旧官与新贵互争权力,党同伐异,旧式朋党之风依然盛行,清末的贪污腐化现象没有根本的好转,新生的民主制度也不尽健全。

  

  革命领袖孙中山对政治革命的结局先是最满意,后来又埋怨最多,对革命的成效反而谈得很少。曾经猛烈抨击暴力革命和反对民主立宪的梁启超却在为这场革命叫好。孙中山与梁启超对辛亥革命历史结局的这种认识差异,我看主要反映了恨铁不成钢的职业革命家同学者型政论家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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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世佑:孙中山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此论影响至今,其实未必;军事战略家蒋方震却认为,“历次革命皆自外铄,其势不坚,而武昌革命则其势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蒋方震的见解就更有说服力。

  

不过,武昌起义的偶然性至今被夸大,组织武昌起义的第一人因为英年早逝,就在宣传的历史话语中被长期淹没了,他就是参加过东京同盟会的文学社实际负责人、武昌起义的实际总指挥刘复基,一个胆识俱全的革命家。

  

郭世佑 (进入专栏)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做客人文大讲堂,与听众探讨——

  

  

因为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膝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

  至于怎么纪念,恐怕应该先明白“辛亥革命精神”与家底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要先搞懂该学什么和弘扬什么再说。对史学研究者来说,不应带头搞历史虚无主义,把“告别革命”的现实情怀带进近代史研究,随意菲薄辛亥先驱的业绩。其次,既要通过继续挖掘与解读资料,借助于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拓展研究领域,还应给广大读者提供平实可信和简洁流畅的通俗作品,帮助民众清理资料的真假、主次与历史的是非曲直、革命的成败得失,把握革命的实质,而不是只顾迎合读者的口味,拼凑经不起时间检验的历史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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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看世界近代史就知道,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前辈尝试过,并且分别获得成功的革命方案。在法国大革命中,君主立宪派也属于革命派。在近代中国,试图以君宪制取代君主制的立宪活动无疑也意味着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应当列入广义的辛亥革命的范畴来研究。

  

  我们都知道,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一个政权,如果从政权的合法性本身来讲,满人当皇帝也没问题,因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滚动的概念,关键的问题是清朝统治者的运气不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遇到前所未有的强者,怎么对付侵略者,是有难度的。钱穆把清朝政府称作“部族政权”,这可能还会有争议,但有一点不可忽略,清朝是以占全国人口极少数的满人来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的朝代,它的统治方法是以压制汉人即压制多数人作为基本国策,而不是以调动多数人的积极性作为基本国策。

孙中山等多数革命者原来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这个“洋人的朝廷”,建立以汉人为主的国家政权,只要推翻了君主制,中国就能走向富强,因而向国人抛出过种种承诺。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革命者自身,都对新生的民国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多,这是人之常情。

  

  因为革命的过程很复杂,革命的结局也不会简单到哪里去,见仁见智也就在所难免。应当承认,通过辛亥革命,以反满为主题的民族革命是成功了。反满本身就是用革命的方式解决满汉矛盾,打破了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瓶颈。

辛亥革命有破还有立。除了反满,孙中山等人还在清帝退位前,就在南京创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次在中国大地宣告国家主权属于人民,“朕即国家”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国会政治、政党政治、舆论监督政府等民权政治的要件都已大致备齐,变人治为法治的尝试由此正式开端。

  第三问:辛亥后,革命派与袁世凯很快闹翻,帝制丑剧又匆匆上演,革命陷入低潮,对中国走向共和的这一历史性曲折,你又如何看?

    

10月9日,宝善里机关因炸药爆炸被查抄,武汉警方根据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组织名册捉拿革命党人,情况十分危急,是刘复基敦促从外地赶回的起义总指挥蒋翊武下令起义,起义方案都已由刘复基准备就绪。因为当晚全城戒严,起义命令无法传达到负责发号的南湖炮队,起义没有成功,总指挥部却被包围,刘复基为掩护蒋翊武等同志,挺身而出,惨遭杀害,他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后来一致痛惜的领导者,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很骄傲,连孙中山都瞧不起,但在晚年都对刘复基赞叹不已,像刘复基那样的口碑不仅在武汉首义之区独无仅有,而且在群星灿烂的辛亥革命群体中都是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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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遗忘那些才华横溢的早逝者

我们不能仅仅从革命党人这一条线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必然性进行线性描述,尤其是在价值评判的层面上,不能以革命阵营作为中轴,凡是符合暴力反清的都要肯定,凡是反对暴力革命的都被当作反动的,这不太合适。

  2011年8月23日凌晨5时于浙江临安天目山

  如果在和平时期,这种压制没问题,因为你有军队和监狱,但现在已经不是蒙古人主持的元朝时期,是西方侵略者来了,怎样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列强,那就难多了,李鸿章就说,这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面对这样的困局,清政府压制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尤其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始终抓住不放,所以满汉矛盾必须解决,否则会影响中国一致对外。

革命固然应该为建设者开辟道路,但任何革命都不可能取代建设本身。无论是民权政治的主体,即人民,还是主导者,即革命者与革命的同盟军,他们的民主素养不够,民权政治就只能是好事多磨,还不能笼统地把它说成就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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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之前,谁会知道清朝政府在辛亥这一年就会完蛋?连孙中山自己都没想到。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他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过了两天,他从旅馆的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才知道武昌发生了起义,而且并没有马上赶回,而是到英国、法国走了一圈,两个半月以后才回来。事过数年后,孙中山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还直言不讳地说:“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整体认识。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广大读者与公民,都不要白费辛亥先驱的心血,尽快弥补民权政治之课,明确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向法治目标迈进。

  

革命领袖孙中山对政治革命的结局先是最满意,后来又埋怨最多,对革命的成效反而谈得很少。曾经猛烈抨击暴力革命和反对民主立宪的梁启超却在为这场革命叫好。孙中山与梁启超对辛亥革命历史结局的这种认识差异,我看主要反映了恨铁不成钢的职业革命家同学者型政论家之间的差异。

  民权尚未成功,吾等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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