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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绪 帕夫利切维奇:公民与民主——史天健对中国研究及政治学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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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包刚升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版本:201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来源:微商购买的pdf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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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绪   帕夫利切维奇  

大约是4年前,复旦大学的包刚升教授在微博上做了一期读书会活动,形式是阅读一个政治学书单并撰写读书笔记,我部分的参加了几本书的阅读,印象比较深的是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和罗尔斯的《正义论》,算是扫了盲。第二年不知为何微博禁了读书会的转发功能,直接影响了读书会活动的组织,慢慢就断了消息。这次读包老师的《民主奔溃的政治学》,也是知道很久的新书,恰逢美国的新一次总统选举,所以择机一读。

贝淡宁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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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写过一本《民主四讲》,是我政治制度理论的启蒙书籍,包老师的《民主奔溃的政治学》在很多层面上涵盖并超越了我以往对政治制度理论方面的认知,是这次阅读最大的收获,比如对于比例代表值的谨慎态度,对于新兴民主国家对议会制的优先选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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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读了张维迎的《博弈与社会》,李炜光的《李炜光说财税》,郁振华的《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等等,感觉到国内一流的人文学科的学者在消化了西方经典理论之后,慢慢在摸索着一条和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社会形态相结合的建设性道路,但是因为不能直接参与到体制的建设,这个过程还处于比较柔和的孕育阶段:写书、写文章、带学生、搞学术交流等等。

  

  摘
要:史天健在他突然意外中断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探讨有关中国公民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公民怎样来看待合理的政治格局以及制度的问题(合法性与政治信任);第二,
公民如何看待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政治参与);第三,公民如何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公民之间的权力划分(民主观念)。他发现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公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的公民是截然不同的。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上,中国(和东亚)公民大体上采纳一种垂直权力关系的政治价值。在个人利益单元的界定上,中国(和东亚)公民比西方公民更接受范围更大的利益单元。史天健反对盲目追捧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而一直致力于从实证上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作为建立中国民主政治的客观基础。

《民主奔溃的政治学》的观点非常的鲜明,本人也非常的认可:

  摘要:儒家的贤能政治理念起始于有教无类的假定,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挖掘出那些能力超常的领导者,并鼓励尽可能多的人才参政。新加坡的政治实践真正的创新性贡献在于它挑战了民主的普遍性。“贤能政治”的概念最为恰当地描述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政治理论学家已经对投票制度本身提出了质疑。贤能政治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仍会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民主是一种有缺陷的政治制度,贤能政治则有助于弥补它的一些缺陷;中国政治制度自1990年代前期以来变得更加贤能化了。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已通过将自身塑造为一个更为贤能化的组织来完善其治理。

  关键字:史天健 政治文化 政治信任、政治参与、民主

当一个民主国家存在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时就有可能引发激烈的政治对抗和政治冲突;如果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不能塑造有效的国家能力,民主政体就无力解决或缓和这种政治冲突,这样就会引发国内政治危机的持续恶化最终倾向于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这―观点立足于对两个因素的考察,一是选民政治分裂,高度的选民政治分裂通常都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二是政治制度安排的类型离心型民主政体会严重地削弱国家能力。当两者结合时,政治冲突往往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会演变为严重的政治危机政治危机的持续发展最终会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

  关键词:贤能政治;民主政治;票箱政治;中国;新加坡;中国共产党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所谓中国特色,应该是国人民主观点有别于世界主流民主形态的特色,而不应该是我们拥有一个专制政府和需要靠党性来维持的红色政权的特色,期待有一天这场争论的到来。

  

  史天健[1]的整个学术生涯都致力于中国的公民价值观以及行为模式的研究。他凭借着自身在调查设计与分析方面的非凡能力,旨在解析公民如何在中国文化和制度的框架内去理解政治并与之产生相互作用。他同时将中国状况的研究与社会科学中有关政治文化及制度的讨论紧密结合。在其整个学术生涯当中,史天健的工作内容都与比较政治研究以及综合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范式密不可分。这样,他的研究一直为学术辩论与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并且还将继续提供巨大的空间。

摘要:

  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其著名的观点,即自由民主制战胜与之相竞争的其他制度,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不消说,苏联解体之后自由主义者们短暂的欢欣鼓舞,很快便被对在西方世界之外实施自由主义实践之困难的冷静分析所取代。残酷的种族战争、危害深重的贫困、横遭破坏的环境以及无处不在的腐败,这样一些更为显著地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为成功建立并巩固自由民主的政治安排设下了严重的障碍。然而这都被视为令人遗憾的(希望只是暂时的)、拖延历史之终结———也即自由民主最终战胜其竞争对手之时———的困扰。它们并不必然地对自由民主的理念构成挑战。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有可能得到,自由民主是所有理性个体的心之所愿。

  他所有关心的问题,最终都指向公民如何看待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民怎样来看待合理的政治格局以及制度的问题(合法性与政治信任);第二,
公民如何看待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政治参与);第三,公民如何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公民之间的权力划分(民主观念)。自他开始成为一名政治学者以来,史天健在这些方面的认识似乎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在他学术生涯突然意外地终结之前,他似乎已经在对中国及东亚公民的研究上得出了一组结论。他发现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公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的公民是截然不同的。从而,在东亚社会中,政治制度的设计就需要采取不同的形式。这样的政治制度才能获得公民的真正支持,并容纳和输送公民的参与热情。史天健的研究也因此总将我们引回到政治学的首要问题:什么才是恰当的政治制度?

理性选择学派把民主政治条件下的选民、政治家和政党等政治行为者都视为理性人,他们都会在给定制度约束条件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理性选择学派区分了民主政体下的两类主要政治行为者:选民和政治家,而政党可以简单处理为政治家的集合,(为了让理论更简化,这里不涉及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的问题。)选民通过选举和政治过程追求政治偏好(Political
preference)满足的最大化,而政治家则追求选票(Votes)的最大化和政治席位(Seats)的最大化。在这样的理论视角之下,民主选举被视为一种市场行为,选民类似于顾客,而政治家和政党类似于厂商。选民试图通过投票支持来换取最大化的政治利益,而政治家则通过提供政策尽可能地满足选民的政治偏好政策,来换取最多的选票和政治席位。唐斯在《民主的经济理论》中这样说:

  (一)“亚洲价值观”与新加坡模式
对自由民主更为深刻的挑战则出现在东亚地区。20世纪90年代,围绕着“亚洲价值观”展开了一场争论。这一概念是由一些亚洲官员及其支持者提出的,旨在对抗西方式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他们声称,亚洲人特别强调家庭和社会和谐,这也就暗示着,为了促进人权和民主,那些生活在混乱而破碎的西方社会的人们在干预亚洲事务的时候应当三思。就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的,亚洲人“毫不怀疑,一个社会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社会,比起美国那种个人主义来说要更适合他们”。这些言论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主要原因在于,东亚领导人看来正在主持着如同一份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所称的“20世纪,也可能是历史上最为持久而广泛的发展奇迹”。

  

民主政治中的政党可以类比为一个追求利润的经济中的企业家,为了达到它们的私人目的,它们采取它们认为将获得最多选票的政策,恰如企业家出于同样的理由,生产任何他们认为将获得最大利润的产品。

  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是由政治领导人带着可疑的动机加以主导的,但李光耀及其同仁的主张确实对亚洲社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它促使东亚地区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去思索他们如何在一场有关人权的争论中自我定位,而他们此前并未在其中扮演什么实质性的角色。在20世纪90年代,这场争论主要聚焦于人权。一种人权建制仅仅(或者主要)以在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建立起来的道德抱负及政治实践作为支撑,它究竟能有多么“普遍”呢?如果亚洲文化不像西方的那般个人主义化,那么也许有某种形式的统治和政策更加适用于亚洲社会呢?———这种形式不同于通常由自由主义理论家、西方政府和在没有东亚的大量投入的情况下制订的国际人权文件所认可的那种人权标准。如何使“亚洲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充实进“国际”人权建制,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建立在被广泛接受的人权之上的国际秩序?批评“西方式”人权的亚洲评论家说,自由主义者既没有尊重亚洲那些有可能对一种“西方化”人权建制有纠偏作用的非自由主义的道德规范,也没有在使人权成为一个真正普遍的理念方面有所作为。

  一、政治参与

尽管政治家和政党很关心选票,但他们同样关心选票能否转换成政治席位和实际的政治权力,而选票能否转换成有效政治席位的规则也是由政治制度安排决定的。正如诺斯指出的那样,制度就是约束人的规则,制度安排决定了人的激励与约束结构。民主政体下的政治制度安排一方面规定着选民和政治家进行政治互动的规则,另一方面也规定着政治家与政治家进行政治博弈的规则。这种政治制度安排决定了选民和政治家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亦决定了选民和政治家的成本与收益结构。因此,政治规则也决定了选民和政治家—特别是政治家在特定情境之下会采取何种政治策略选择和行为。由此可见,不同民主国家具体政治制度安排的不同会决定政治行为者—特别是政治家—在政治互动和政治博弈过程中的行为差异。
基于这样的分析,借用经济术语,本文把政治家和政党获取选民选票的战略称为“顾客战略”把政治家和政党与其他政治家和政党互动的战略称为“竞争战略”。总体上可以简单地认为,选民的政治偏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家和政党的顾客战略而政治制度安排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治家和政党的竞争战略。
当选民政治分裂程度比较低时选民的政治偏好呈现正态分布,这时政治家和政党会尽可能设法满足中间选民的政治偏好。这种情形就符合中位数投票者定律(the
median voter theorem )
,即在单一维度的政治竞争中,中间选民占据多数,政治家和政党向中间选民立场靠拢,才能获得最大多数的选票。
这种政治情形一般有利于迎合中间立场的大型政党的兴起。当选民政治分裂程度比较高时,选民的政治偏好往往呈极化分布,这时政治家和政党只有设法满足某个特定选民群体的特殊政治偏好,才能赢得选票。从政治家和政党的顾客战略来讲,前一种情形下他们倾向于主张“共容利益”(
encompassing interests
)迎合中间多数选民的政治偏好;后一种情形下他们倾向于主张“特殊利益”(narrow
interests),迎合少数特定选民群体的政治偏好。在一个民主国家,如果选民政治分裂程度较高、政治冲突较严重,这种条件下政治家和政党的“顾客战略”通常还会进一步激化政治冲突;而在相反情况下,政治家和政党的“顾客战略”会使原本并不激烈的政治冲突进一步温和化。
政治家和政党的竞争战略则更容易受到政治制度安排的影响。民主政体都依赖一定程度的政治竞争没有政治家和政党的竞争就不会有民主。但同时,民主政体也依赖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没有政治家和政党之间最低程度的合作也就不会有民主,民主政体就面临崩溃的危险。政治制度安排规定了政治家和政党的激励与约束结构,也就规定了他们在政治对抗和政治合作之间选择的激励机制,无疑,主要政治家和政党之间过分激烈的政治对抗,会削弱民主国家的国家能力;只有主要政治家和政党之间采取一定程度的政治合作,才会增强国家能力。

  然而在1997至1998年间,东亚奇迹看来倾塌了,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也深受其牵连。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终结来得可为时不晚,因为整场讨论似乎都搁浅在错误的理论前提上了。最明显的是,亚洲是一个巨大且极其多样化的大陆,拥有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这里容纳了众多宗教,如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基督教和佛教,还有众多的种族、民族、习俗和语言。那种认为亚洲自身有着与西方根本不同的文化精华的观点,至少也不怎么站得住脚。亚洲的一些政治家,像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便公开质疑李光耀所主张的“亚洲价值观”。他辩称,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和实践不仅是普遍的,也同样适宜于他的国家。既然是由那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提出的,要说“亚洲价值观”实际上就是“新加坡价值观”,只是有一点点夸大其实罢了!

  

本文根据政治制度安排提供的激励结构的不同,把激励政治家和政党进行适度政治合作、有利于塑造强国家能力的民主政体称为向心型民主政体把激励政治家和政党进行过度政治对抗、不利于塑造强国家能力的民主政体称为离心型民主政体。
当选民政治分裂程度高时,政治冲突就会比较激烈,寻求选票最大化的政治家和政党的战略行为和选择往往又会加剧这种政治冲突,而在离心型民主政体下,政治家和政党往往难以达成有利于民主维系的最低程度的政治合作,国家能力就比较弱,这样民主国家往往失去控制政治冲突的能力,政治冲突持续上升会酿成严重的政治危机,这样民主政体就倾向于崩溃。当选民政治分裂程度不同,或者政治制度安排类型不同时,民主政体就会表现出不一样的稳定性。因此根据选民政治分裂程度和政治制度类型的不同,可以区分出民主稳定性的四种情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加坡对于有关政治价值讨论的创新性贡献:新加坡的官方话语之所以没有多少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一则因为它挑战了人权的普遍性,而更重要的是,它挑战了民主的普遍性。在“好”的民主政体和“坏”的专制政体之间,新加坡的领导人们摒弃了二分法。他们认为还是“贤能政治”的概念最为恰当地描述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鉴于新加坡人口不多、资源基础有限,这个国家应该归于最有天赋和最有声誉的人们所领导,选拔则依据品德来进行。让我们再次引用李光耀所说的话:

  史天健在其首部著作《北京的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中就打算处理那个时候存在于该领域的一项重要缺陷,即对中国公民如何与中国政府各层级和各部门进行互动缺乏基本的了解。[2]
在这本书中,他开启了贯穿他后来整个学术生涯的一个特点,那便是,史天健总是在他的研究中挑战一些被普遍接受的认识。当时,学术界认为威权社会里的公民对待政治态度消极并且愚昧无知,而处于一党制政体之下的中国公民则被认为是与政治相脱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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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是一个建立在努力和品德,而不是取决于出身的财富或者特权基础上的社会。[精英提供了]符合人们利益的[国家]权力的方向、计划和管理……将我们有限而微薄的资源托付给这个群体,为的是让他们提供我们社会中的酵母菌、发酵剂和催化剂,仅仅这些便能够保证新加坡维持如常……这一社会体制使得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我们,提供了在亚洲位居第二的生活水平……现行计划和政策执行的主要负担,都落在三百位关键人物的肩上……这些人们出身于贫穷和中产家庭。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语言学校。新加坡是一个贤能政治的社会。这些人是通过他们自身的良好品质、辛勤工作和高绩效来获得提升的。

  根据在1988年至1989年间对757位北京居民所做的一份问卷调查,
史天健发现,仅有略高于10%比例的北京居民符合上述偏见。事实上,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公民通常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政治行为。当然,他首先认识到中国公民还没有自由的选举,而且公民也还不能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以工作单位体制为基础的组织结构决定了政治行为只在基层产生效用。由于公民所在的工作单位承担着各种各样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功能,因而占据了公民生活的中心位置。单位垄断了教育及卫生服务的供应、住房的分配、社会秩序的维护,乃至家庭纠纷的仲裁等等事务。只有通过工作单位层面,公民才能直接体验到政策的实施。也只有在工作单位的层面,公民才能找到采取政治行为的动能。

李普赛特和罗坎关于中心—边缘、教会—国家、土地—工业和资本家—工人四种分裂结构的论述对后来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些转型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产生了—系列社会冲突,这些社会冲突又与政党分歧和投票行为有关。首先,政治革命导致了中心—边缘的冲突(a
Center-periphery
conflict)这种冲突产生在(位于中心的国家体制和经常位于边缘的组成它的次级单位之间,比如族群、语言或宗教集团;政治革命还导致了教会是国家的紧张关系(a
church-state tension )
这种紧张关系产生于日益扩张的寻求支配地位的国家和试图维持其历史上形成的特权的教会之间。经济革命导致了两种阶级冲突;土地精英和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之间产生的土地—工业的斗争(a
land-industry
fight)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所重视的资本家—工人(capitalists and
works)的分裂。

  “贤能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每个人都应当在受教育和参与政治方面机会均等,但每一个受教育的人并不具备同样的能力来进行符合道义的政治决断。因此,政治的任务便是挖掘出那些能力超常的人并让他们为政治团体服务。如果领导者表现良好,人们多半也会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