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键:结构性通货膨胀与华夏的结构性泡沫

  本文讨论的重点并不在于上述内容的细节。总之,“结构性通胀”这一概念大概起源于20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当时的学者在讨论时引入了这一概念。从西方的情况来看,工会组织、福利体系等是他们的特殊社会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最初引入的“结构性通胀”概念,如果对它关注的核心加以概括,其实就是说按照西方的固有社会分配结构,必须要关注一些低效率部门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就造成了货币的发行同实际经济增长有出入。此外,欧美的民主制度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抑制了政府滥用权力利用税收制度来无节制地扩大财政收入。

既然通胀是由于过度投资造成的,那是不是通过缩减投资就可以治理通胀了,其实这个通过反向推导得出的结论特别的重要,既然过度投资可以带来通胀。

   
李约瑟曾感叹中国这个在古代为世界发展贡献了四大发明的古老文明,后来竟如仲永,到了18和19世纪更沦为了爱默生口中的“庸碌之国”。然而当下,中国的蜕变就在我们眼前发生。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神秘、自由和伟大的国度。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创业精神的时代终将来临。因此,中国的消费应该继续成长,技术和金融创新和信贷文化将繁荣发展,通胀最终将卷土重来。随着债券长期泡沫的破裂,股票将继续跑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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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倒推20年,那美国历年经济增长率之和为30.62%,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之和为51.93%,两者之比为1.70,也就是一个点的纯经济增长,对应1.7个点的通货膨胀。

   
有人已经对这些极端社会现象的脆弱性开始警觉。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被重新定义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重要会议呼吁实现更公平的收入分配和更具包容性的增长。人们不应怀疑政府实现这些社会目标的决心。过去几年的成果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所以说,一个国家只要经济不停滞,必然有通货膨胀,事实上也是这样,经济一停滞或是衰退,马上就会出现通货紧缩,而正常的年份,都是通胀的。

总结:想像一下,如果一个经济底层90%的人群将国民收入与顶层10%的人群平均分配。对于这底层90%的人群来说,收入的增长持续地落后于他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样的经济体的供给一定是经常过剩的。这是因为缓慢的收入增长将无法刺激需求,同时快速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则不断地增加供给,造成过剩。最终,市场商品价格将会下跌。因此,严重并日益恶化的收入不均是全球经济在复苏了近10年之后仍然受到通缩威胁的最主要原因。

  中国的结构性通胀

这种经济平稳增长时期的通胀与供给需求没有关系,纯粹是成本推动型通胀,确切说是工资推动型的通胀,而工资增长又是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推动的,因此这种经济平稳时期的通货膨胀也是经济增长造成的,与货币因素无关。

   
自2014年以来,工资增长的速度已经开始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而通胀压力也在静静地爬升。然而,收入不均的恶化抑制了通胀上升的速度,让央行官员们有更多的余地去做量化宽松试验。这样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财富集中的程度比收入更甚,进而使得资本市场更容易出现泡沫,而经济对利率的微小变动也更脆弱。

  对此,近年来秦晖先生曾提出过“尺蠖效应”(以及反尺蠖效应)来对此加以描述。在欧美的民主制度设计下,造成政党竞争时的竞选政策导向和施政纲领都必须具有“增福利”和“减税收”的效果,来自选民的压力经过多年持续累积,造成了欧美民主制度的福利泡沫。近年来,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欧盟一些国家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同这个问题有关。

如果倒推200年,那美国历年经济增长率之和为745.33%,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之和为323.94%,两者之
比为0.43,也就是一个点的纯经济增长,对应0.43个点的通货膨胀。

   
美国的收入不均已经接近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之前的水准。如以史为鉴,社会巨变似乎将山雨欲来。但历史上,在这些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之前,收入不均的现象都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保持相对稳定。如果没有主动的社会体系改革,收入不均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维持现状。

  比如,按照熊彼特对创新行为的定义,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联合国OECD组织认为创新是指在经济与社会领域中成功地生产、吸收和利用新的事物。虽然在这几个类似的定义中,并没有明确创新行为中的价值负荷问题,但毫无疑问,它们都潜在地假定了创新会给人们(人类全体或至少是大多数人)带来更好的效果和收益(至少长期尺度下如此)。这是一种通常的理解。

我们将通胀分为两种,一种是明显的通胀时期,一种是普通的温和通胀,前面我们分析的是由于经济增长过快,导致供给与需求不平衡所引发的剧烈通胀,而事实证明在不发生剧烈通胀的情况,平稳的经济增长也会导致通胀的存在,当然这种温和的通胀也是经济增长造成的。

  但是,这种“结构性通胀”的欧美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情形。正如秦晖教授所曾描述过的,在中国长期存在着一种方向与欧美相反的“尺蠖”效应。当中国政府需要加税时(或增加其他隐形费用),无人能进行有效反对,而相反,当中国政府在福利增长方面止步不前时,也无人能施加有效的决策影响。然而,根据一些货币方面的统计数字,尽管在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的汇率长期偏低,人民币也许早就应当大幅升值,但中国国内实际发行的广义M2货币数量,却早已经远远超出温和通胀的范围,超发份额已成为天文数字般的货币量。实际上,在中国也存在着广泛的“结构性通胀”,但中国的这种结构性通胀与欧美的结构性通胀非常不同。在中国,结构性的问题出在低效的垄断部门与正常经济体之间。由于央企国企存在着众多优惠,不但“大而不倒”,还在原料定价等方面存在着诸多补贴政策,此外在财富分配方面,中国的众多垄断部门(以政府为代表)都享有极大的特殊权力。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与欧美类似的结构性失衡,最终必然制造出结构性通胀。

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意味着劳动者创造价值的提高,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越高,劳动者的收入就越高。

  

经济增长→工资升高→用工成本升高→产品成本升高→物价升高。

  这样一种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经济行为的社会利益背景的考察,听起来难免是让人沮丧的。然而,这似乎更接近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般现实(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形下)。英语考试的例子可能还不够典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如果倒推50年,那美国历年经济增长率之和为84.13%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之和为205.57%,两者之比为2.43,也就是一个点的纯经济增长,对应2.43个点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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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商品价格与劳动力价格不是同比例上升,一般是工资上涨远远快于物价的上涨,这样社会才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进步,那工资上涨与物价上涨之间的缺口去了哪里呢?

  

而另一部分产品则随着工资上涨增加很快,比如服装,餐饮服务业等,这两类产品加权平均之后的物价增长就是通货膨胀率。因为后一种产品的存在,所以通货膨胀率永远低于工资增长率,所以社会不断进步,民众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颠覆性的“创新”

通货膨胀表现为一种价格上升的现象,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劳动者工资上涨造成的,任何国家只要存在劳动生产率提升导致的经济增长就必然存在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而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必然导致部分过度依赖劳动的商品价格的上涨,通货膨胀就是这么来的。

  为何通胀本质上不可避免

通货膨胀形成的逻辑链条如下:

  

我们可以以美国两百年的经济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我们从2010年开始算如果往回推十年,那美国历年经济增长率之和为16.85%,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之和为23.96%,两者之比为1.42,也就是一个点的纯经济增长,对应1.4个点的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