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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简册制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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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因为在材质上有竹、木之分,故有竹简、木简及竹牍、木牍之别。这种差异又因地域及用途不同而更为明显。西北地区的屯戍遗简,绝大多数都是木简,材质以当地出产的红柳、松木及胡杨为主,竹简相当少见。比如,1979年敦煌马圈湾烽隧遗址出土的1
200多枚简中,竹简只有16枚,仅占全部出土简牍的1?3%。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304页。西北地区以外的墓葬及古井出土的简牍,材质因用途不同而有差异:抄录古书、律令、遣册等内容的简牍多为竹简,如睡虎地秦简、银雀山汉简等;地方行政文书类的简牍则多用木质,如里耶秦简中绝大多数为木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按:一号井出土的简牍中,有极少量的战国楚简,其材质为竹质;秦简全是木质。,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也全为木质。
这种不同或许是源于木简、竹简的用途,即竹简是编缀起来以书册的形式使用的书写材料,木简则作为单独简使用,便于进行简侧刻齿、简端修圆、简上开孔等细小刻工冨谷至著、刘恒武译:《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木简虽然可以作为单独简使用,但并非都出于简侧刻齿等细小刻工之考虑,书写内容可能也是决定材质的重要因素,尹湾汉墓简牍的精华为地方行政文书,似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内容是决定材质的因素之一。此外,秦律中规定取用木材为书写的载体《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50页。,恐怕也是解释行政文书多为木质的原因。
竹简是截竹为筒,破筒为牒,且编联成册。木简是断木为椠,力加刮削而成,其形制与竹简相近。竹简用作书写须经杀青,即先刮去外表青皮,再用火烤去水分,以防虫蛀及腐朽,复加刮治后方用于书写。木简在书写之前,可能也有一道手续:用特殊液体涂染,或许是为了便利书写,或许是为了防止虫蠹。一般来说,竹简经修治,多为长条状,简端等齐,作平头;也有些简,简端作梯形或圆形,如郭店楚简等。竹简有竹青、竹黄两面,书写多在黄面,为简之正面,但青面有时也写字。特别是篇题,通常写在卷首第二简或卷尾第二简的简背。竹、木简编联多用丝纶,如银雀山汉简及睡虎地秦简就以丝纶为编绳;西北地区所见简册多用麻绳,如额济纳汉简所见简册,较好的保存着原有编绳。通常所说的韦编三绝,韦可能通纬,指编绳而非皮绳,是说编绳断了数次。
竹、木简的编联方式,主要有两种:三道编是分简端、简尾和上、下两段,两道编是分一简为上、中、下三段。有些大简甚至有四道或五道编,如《武威汉简》中的《仪礼》丙本为五道编绳,《仪礼》甲、乙本有四道编绳。有的简边侧刻有极小的契口,主要是为了固定编绳,使简不致脱落或上下移动。竹、木简编联成册,联起来的简长短可能不齐,编好后用刀切齐是谓之等。通常情况下,是先编简册再写(在编好简册上直接书写),也有先写后编联(先写单简,然后合编)。编联成册的竹简有书衣保护,有的还放置在筐箧中,如张家山汉简原本放置在竹笥中。木牍是断木为板,刮削而成。这种木板多半是长方形薄板,或称方,或称版,但通用之名为牍。牍通常为木质,偶尔也有竹制。与竹、木简多为编册不同的是,木牍常常单独使用,一般一事一牍,构成完整记述。
简牍是对古代中国遗存下来的竹、木简及竹、木牍的统称,基于简牍实物的不同形制、不同用途等考虑,学者多结合其本身自署名称而对之进行细致分类。除简、牍等外,比较常见的有椠、方、版、牒、札、两行、觚、檄、符、传、检、楬等。椠,是加工版、牍的原材料,是已经截断但未片解的用于制牍的半成品。方、版,古书中两者多互训,大概属于同类,可替代使用,形制上或有差别。秦律规定毋方者乃用版,意思是说没有方这种书写素材,可以用版代替。版,是片解过的木材,或写作板。方或版多半是长方形薄板,它们最普通的名称是牍。牒、札,广义而言,与简同为一物,古书中三者多互训,称牒者多是已编联成册的简札。札,本指木札,是从版或椠木上片解而成的长狭条,是未经书写的素材或素简。两行,是较宽的简材,通常可写两行字,因此得名,其与札的区别在于宽窄。或认为两行是两面的觚,剖面呈三角形,左右两边书写文字。札与两行,是最常用的简材,也是构成编册的单位,使用量也比较大,居延、敦煌汉简中常见输送札、两行的记载。觚,是将木材加工成棱形多面体的材料,书写面一般在三面或三面以上。从出土汉简实物来看,多者为七棱形觚,少者为三棱形觚。檄,通常是文书的称谓,用于写檄文的素材也可称檄。居延汉简中有两行卌、檄三、札百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等记载,由此可知檄可为素材称谓而非专指成文文书。符、传,属于通行证之类,性质比较接近,但形制、使用对象不同:符长六寸而有刻齿,传长为一尺上下、无刻齿;符多专供某一机构所辖范围的内部人员及其在外的家属使用,传的使用者则来自全国各郡县,范围较广。
检、楬需要特别注意。学界通常认为检、楬为标识文书,一般直接系连在它们所封缄或标识的文书或器物上。检,或称封检,设有封泥槽,用于封缄各种物品及文书,大多署有文字以说明封缄目的;有些封检虽无书写文字,但由于封泥上有印文,故也具有标识功能。依封缄对象划分,简牍所见封检大体可分为物品检(如器物检、钱橐检等)与书信检。最常见者为书信检或邮书检。它是覆盖在文书上的一块板,作用类似于今天的信封,也可保护文书不被窥阅;然后用绳捆扎,叫缄,相当于今天的粘贴信封;再次,在检的凹槽处加封泥,并在封泥上钤盖寄信人的玺印,叫封;最后写收信人地址、姓名,叫署。除收信人、发信人外,检上还有文书种类、传递信息等内容。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的出土,丰富了学界对检的认识。东牌楼简牍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形制多样的检。这批检有的类似缄缄或封缄,也是简牍的专有名称之一。缄是在木板上直接书写,并有传递路线、方式等内容。与检不同的是,缄上没有封泥槽。,有的则呈现组合关系:不同形制的封检可以相契合,其中一枚的凹槽处用于书写,另一枚则可覆盖在凹槽上,其功用即通常所说的封检。而且,这批检有的书写的是公文或私信,而非标识意义的物品检或书信检。公文检的内容或是司法争讼,或是下级呈送上级的公文,私信检主要是私人之间的通信。楬,或称签牌,有实物楬、文书楬之分:实物楬多直接系于器物之上,用来标注物品的数量、名称,文书楬大多用作已归卷入档的案卷标题。一般来说,楬首多有网格或涂黑,钻孔或两侧挖缺口以系绳。
关于简牍长短问题,最早且成系统的研究,是王国维的《简牍检署考》。他的主要观点,或称为分数、倍数说,或称为简六牍五说。简的长度以六为基数,长短皆为二尺四寸之分数:最长者为二尺四寸(以汉尺23?5厘米计,约为56厘米),抄录经典或律令、仪典;其次二分而取一,即中简一尺二寸,抄传记或簿籍;其次三分而取一,即短简八寸,用以抄录诸子百家之书;最短者四分取一,即最短简六寸,用作符、算。其中,二尺四寸简和一尺二寸简可能是最基本的长度。
牍的长度以五为基数,长短皆为五的倍数:最长者为椠(即牍朴,是制作牍的板材),长三尺,用以书写律令(汉代人所谓的三尺之法可能书于牍);二尺为檄,用以征召、晓谕、申讨;一尺五寸为传信,是通知沿途驿站的介绍信;一尺为常见之牍;五寸为门关之传,即出入关口的通行证。此外,汉代还有尺一牍为天子诏书,魏晋以后又有尺二、尺三牍(约为28或30厘米),以及二尺五寸牍。其中,一尺之牍可能是最基本的长度。比如,里耶秦简最多见的长度就是23厘米。牍的宽度,通常为长度的三分之一,如一尺之牍宽约合8厘米。
王国维所说的简牍制度,可能是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才确立的,战国、秦及西汉早期情况恐未必如此。
简牍的书写一般为竖左行,从上到下,从右到左。个别情况下,也有分栏书写,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就分五栏书写;甚至有画图出现,如睡虎地秦简《日书》及尹湾汉简的《神龟占》等。简、牍所容纳的字数,似乎没有统一规定,而是与简、牍的长短、宽窄、字体大小、疏密程度等因素有关。一般来说,竹、木单简的书写,少者一、二字,多则数十字;简面如较一般简宽、可容字两行者,满行书写的字数通常是单行简的两倍。牍的容字量通常要较简多,书写面广大者容纳字数就多,反之则少。比如,尹湾汉墓出土的木牍长23厘米、宽约6厘米,其中一方木牍的正、反面竟书写有3
000余字,字小如粟米,密密麻麻。
文字之外,还可见种种符号。其功用相当于今天的标点及编辑符号,对文字表达功能起辅助、强化作用。常见的简牍符号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篇、章号。篇号作∟、√等形,用来分篇,多在篇尾出现。章号作□、■、○、●、△、▲等形,用来分章时,或出现在章首,或章首、章尾都有;有时也用来提示标题及主题。第二,句读号。作、–,用来断句或区分专名。多用于完整句子或过渡性句子末尾,其作用犹今之句号、逗号、分号或问号。第三,重、合文号。作=、﹣,表示文字重复或合两字为一字。第四,钩校符号。通常作∣、、卩等,多用于核对账簿或文书,表示某账簿或文书已核对,是第二次书写上去的,这是它们与其他符号的主要区别。
帛书的形制,也需在此提及。帛书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称谓,凡以丝织品为书写材料,大体上都可被称为帛书。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出土帛书实物,年代最早的是战国初期的楚帛书。汉代烽隧邮置遗址中也有少量帛书出土,如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中出土帛书10件(有黄、褐两种颜色,内容均为私人信札)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5期。。就目前所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批帛书,是帛书发现史上最主要的事件。成品帛有一定宽度,称为幅。马王堆帛书的幅宽,一种是48厘米,一种是24厘米。帛书长度是依书长短,随事截之,即书写内容的多少决定其长短。《后汉书襄楷传》记载:顺帝时,有人向朝廷进献太平清领书,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这似乎是典籍中对帛书形制比较具体的唯一记载。有学者结合马王堆帛书指出:所谓素,是指由生丝造成,是不经漂染的白帛的代称。缥白是这种帛的颜色。皆缥白素是指此书的质地。所谓朱介,即以朱为界道,相当于马王堆帛书所见的朱丝栏。所谓青首,大概是帛书每篇开始处的标识符号墨丁或墨块。所谓朱目,大概是以朱色圆点标示篇目的标志。
帛书无需编联,版式比较自由,且可以插附图表。有的帛书,如马王堆帛书,绘有乌丝栏或朱丝栏,是为抄写或阅读方便。帛书可随意折叠或卷起,出土帛书可分折叠式和卷轴式两种。折叠式帛书的折叠面总是正面对正面、背面对背面,这一点对帛书的整理及拼复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卷轴式帛书,是以木板为芯,把帛缠在上面,可以卷起来存放。帛书的收卷之所以加轴(木板其实起到卷轴作用),是因为帛书质地较软,没有轴很难舒展自如。为了便于保存及保护帛书,有的帛书有盛具,如马王堆帛书出土时就放置在漆盒子中。
简牍帛书后来虽为纸张取代,其历史意义却是无法取代的。第一,中国文字的书写、排列,大体上都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这与竹木材料的文理以及狭窄的简策只能容单行书写等因素,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第二,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形成,如天头(简牍上端空白的俗称,版本学上或称书眉)、地尾(简牍下端空白的俗称,版本学上或称地脚)、界栏等,很大程度上是延续简牍帛书制度。第三,简牍时代用以区别文书重要程度和用途的皂囊颜色汉代重要文书多以书囊包裹,不同性质的文书使用不同色的书囊。例如,皇帝的玺书用青布囊,宫中机密用绿囊,边郡所发紧急文书用赤白囊。参见马怡:《皂囊与汉简所见皂纬书》,《文史》2004年第4期。,在纸张普遍使用的时代依旧延续且被赋予特殊含义,比如皇帝手诏称青书,皇帝诏书称黄纸,在冨谷至看来是承继秦汉以来皂囊颜色而来的。然而,简牍作为一种独特的书写材料,其功能并非完全为纸所继承。比如,带有刻齿的契约符,特定形状的刻齿代表特定的数值:[]=五千或千,[]=百,[]=五十,[>]=十,[]=一。籾山明著,张海青译:《刻齿简牍初探汉简形态论引绪》,载张传玺著:《契约史买地券研究附录一》,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36页。比如,要表示五千四百这个数字,可表示为([
]内表示刻齿的形状,数字表示刻齿的个数):[]1+[]4。由此可见作为书写材料使用的简牍,确实有着不同于纸张的独特之处。

20世纪伊始,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及北部疏勒河流域一带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700余枚汉代简牍。数年后,当国学大师王国维见到这批简牍照片时,兴奋难名。1925年,他在清华研究院作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讲时,将“敦煌及塞上西域各地之简牍”与“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并列为20世纪初中国四大新发现,并认为其中任何一种都堪比历史上孔子壁中书和汲冢书的发现。他甚至发出“今日之时代可谓发见之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的慨叹(《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自20世纪初迤至今日,中国简帛的发现层出不穷,数量达数十万枚之多,蔚为大观,较王国维见到的西北汉简丰富远矣。中国简帛所处的时代大体从战国中期到魏晋,该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字和传世文献有限,简帛的发现极大地弥补了这一不足,对于研究该时期的历史文化具有无可估量的史料价值。

基本信息:

比中国稍晚,日本、韩国、朝鲜等周边国家也相继发现简牍。20世纪20年代日本首次发现木简,40年代后在奈良平城京遗址陆续出土40余万枚木简。自70年代起,朝鲜半岛也不断发现木简,年代最早的为朝鲜平壤发现的中国汉王朝所建乐浪郡遗址中的简牍,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韩国发现的木简年代主要在公元前6—7世纪。日本平城京出土的木简年代则主要为7世纪后期至8世纪(参见李京燮《韩国古代木简与木简文化》,《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月9日;冨谷至《日本出土木简流变》,同上;杨振红、尹在硕《韩半岛出土简牍与韩国庆州、扶余木简释文补正》,见卜宪群、杨振红主编《简帛研究二〇〇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朝鲜半岛、日本的简牍年代远远晚于中国,虽然当时已普遍用纸书写,但简牍依旧大量使用,由此可以确定朝鲜半岛、日本的简牍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深受中国的影响,是从中国依次传播过去并逐渐发展起来的。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国简牍的发现使得东亚地区的简牍文化连成一体,成为探索各国历史文化以及东亚各国交流史的重要材料。

编著:程鹏万

一、简帛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处于新旧学交替时代的王国维,依然沿用传统说法,将简牍、甲骨文等研究称之为“学问”。但他所说的“学问”基本上可以和现代所说的“学科”划等号,而且他提出西北地区发现的简牍“于史地二学关系极大”,已有将简牍与历史、历史地理学并列的意味。

出版时间:2017年12月

1912年王国维作《简牍检署考》一文,对简牍制度及其渊源进行考辨,可视为简帛学的开山之作。1914年,罗振玉、王国维抽取斯坦因发现的588件简牍、帛书等进行释文、分类和考释,撰着《流沙坠简》,成为简帛研究的奠基之作。20世纪30年代,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等地区又发掘采集了1万余枚汉简,1943、1944年劳榦在抗战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考证之部》,公布了这批汉简的释文及考证成果。此后居延汉简研究吸引了注重新资料的中日汉晋史学者的关注。陈槃对简牍符号做了专门研究(参见陈槃《汉晋遗简偶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十六本一册,1948年)。50年代初,日本学者森鹿三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创办“汉简研究班”,以这种新颖的形式进行居延汉简的教学和研究。50、60年代,中国各地陆续有简牍出土,简帛研究日渐兴盛。60年代初,陈梦家撰写了14篇西北汉简方面的研究论文(1980年结集为《汉简缀述》,由中华书局出版),对汉简形制、简册制度、符号等进行综合研究,进一步奠定了简帛学的基础。除了东亚学者外,欧美学者也开始加入到这一研究队伍中,如1962年钱存训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书于简帛》(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指导教师即为汉学家顾立雅。简帛研究取得诸多突破,初步展示了简帛学以及简帛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相结合的方法、成效和魅力。

版次:1

20世纪70年代中国出土了银雀山汉简、居延汉简、马王堆帛书、睡虎地秦简等一大批简帛,内容包括已经亡佚的战国秦汉典籍、法律文书、日书等,震惊了世界,简帛研究迅速升温,成为热门学问。其中,睡虎地秦简的整理以速度快、质量高闻名于世,为简帛整理树立了典范。1975年出现了专门的简牍研究杂志——《简牍学报》,1976年严一萍所着简帛学专着《帛书竹简》出版。同年日本创办“木简研究会”,1979年创办《木简研究》杂志,同年大庭脩所着《木简》付梓。80年代,中国也相继出版了几种简牍学专着(马先醒《简牍学要义》,台湾兰台出版社,1980年;林剑鸣《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等)。90年代,《简帛研究》、《简帛研究译丛》(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分别于1993年、1996年创刊)、《简牍学研究》等专业性杂志相继面世。1991年,在甘肃兰州召开了第一届简牍学国际研讨会。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第一家简帛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至此,简帛学已具备独立学科的基本要件。其间,学界曾就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否包括帛书,这门学科应命名为“简帛学”还是“简牍学”展开了讨论。21世纪初,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甘肃省文献考古研究所等相继建立以出土简帛为中心的专门研究和保护机构。韩国也于2007年成立木简研究会。2000年,第一座简牍博物馆长沙简牍博物馆成立。2014年由九校一院一所组成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创新中心成为教育部第二批批准的协同创新单位。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简帛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

印刷时间:2017年12月

然而,相较简帛学繁花似锦的研究实践而言,简帛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却显薄弱、沉寂。这和与简帛学联系紧密的历史、语言文字、考古等学科重实践轻理论的现状亦相一致。然而,一门学问或者专门之学能够成长为一门学科,必须有其学科理论,否则便无法纳入到现代学科分类之中,简帛学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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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知识的丰富、扩展,学科划分精细化成为必然趋势。一般而言,学科成立有三个基本要素或前提,即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或知识系统,以及独特的研究方法。简帛所具有的“物”的特性使得简帛学的研究对象很明晰,不容易发生混淆,即作为书写载体的简帛之“物”及其上的文字、符号、削琢刻划痕等人类有意识遗留的痕迹,其研究的领域也严格限定在简帛范畴之内。然而,说到简帛学的理论体系,却常常让人感觉茫然,不知从何谈起。但若将简帛学的理论体系换成知识系统的说法,则比较容易理解。简帛学统摄的知识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ISBN:9787532585687

发掘。简帛的发掘一般被纳入到考古学范畴,但是简帛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其发掘不同于一般文物,必须有简帛学者的介入,或者由有简帛发掘经验的考古工作者来承担。科学发掘对于简帛来说意义重大,它不仅要求保证简帛的完整性,将发现的简帛从考古现场完整分离出来,而且还要求不人为破坏和遗漏其出土时的考古信息,必须对其出土状况例如所处地层、位置、排列顺序等进行完整、准确的记录,包括制作影像资料等。这些考古信息对于确定出土简帛的年代、性质、编联关系、内容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出土简帛进行科学发掘,随着时间的推移,发掘技术不断提高完善。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和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为代表,数批战国秦汉简牍从海外文物市场回归,为一些博物馆、大学所收藏。这些出土地不详的简牍已经丧失考古信息,因此辨别其真伪的工作最为迫切和紧要。对这项工作必须持严谨、科学、审慎的态度,除了使用C14等科学手段外,还需要对简帛的材质、形制、文字、内容等进行认真辨析、研究。

 

整理。简帛的整理分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整理包括出土简帛的清理、剥离、编号、照相、扫描、保护、存放等工作。这种整理工作与发掘工作联系紧密,可以视为发掘工作的一部分或延续。随着简帛发现的日益增多,整理经验逐渐丰富,新的科学技术和仪器也不断应用到这项工作中。例如,在获取简帛图像方面,21世纪初中日学者共同完成的《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初次采用红外线摄影技术,显现了人眼和传统照相技术无法辨识的部分字迹,使得释文和以此为基础的注释有了较大突破。现在这项技术已广泛运用。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则摸索出更为先进的红外扫描方法,即制作一个玻璃水槽,把简牍放在水槽中,有字一面朝下,将水槽放在红外扫描仪上直接扫描,可以获得更为清晰的图像。狭义的整理则仅指简帛文字的释读、残简的缀合、简牍的编联以及对简文内容进行注释等。这种整理与研究工作关系密切,因此,我们放在下文“研究”中一并论述。

内容简介:

研究。简帛研究可分为广义和狭义的研究。狭义的研究限定于简帛本身,包括对简帛之“物”形态的研究和对其上文字、符号等内容的研究两部分。广义的研究范畴更广,凡以简帛为主要材料研究语言文字、历史、文献、思想史、天文历法、医学等自然科学史甚至书法艺术史者,均属于这一范畴。这里仅概述狭义研究。

  简牍帛书格式是指作为书写材料的简、牍和帛书的格式,或称为“简帛制度”、“简帛形制”,其内容包括简牍帛书的选材、修治、长度、编联、缮写、题记、符号、容字及收藏等。本书全面梳理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史,并结合新出土材料对相关问题做了深入探讨。

第一,形制研究。即它是由什么材料制作的,是竹简、木牍还是丝帛等,木牍、丝帛等的材质是什么,形状是怎样的,长宽厚各是多少,是如何制作、编联的,等等。这不仅仅因为简帛本身就是简帛学的对象,而且简帛的形制与其上书写的文本内容、性质等关系至为紧密。最近的例子,2010年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在整理入藏秦简时,意外发现竹简背面的刻痕与简文的编联密切相关,随后在包山楚简、上博简等简牍中也发现了这一现象。

 

第二,简帛所附着的考古信息研究。包括简帛是如何被发现的,是在遗址还是墓葬、水井中出土的,抑或是收集来的,出土、发现时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它们是如何放置的,简帛与简帛之间的位置关系是怎样的,随葬物之间是否有关联性,等等。《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附录了“竹简出土位置示意图”,为研究竹简卷放的形态、内容的编联等提供了重要参考。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研究者注意到揭剥图对册书复原的重要性,因此整理者在此后的整理中加强了揭剥图的制作工作。

目录

第三,断代。简帛究其根本是存在于某个历史时期的文物,因此,断定其年代是简帛研究题中自有之义。简帛的断代首先必须参考所出遗址以及同出遗物的断代结论。其次,简帛形制以及其上书写的文字、内容等也是断代的重要参考。两者若能互证,可保证断代的准确性。

 

第四,释文。中国使用简帛的时代主要在战国至魏晋时期,这一时期正是汉字从籒篆、古文向秦小篆、汉隶、楷书蜕变的重要转型期。简帛出现以前,人们主要通过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和传世器物铭文等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字情况。但简帛文字中出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字形,而且又多存在异体、通假、合字、省写或草写情况,朝鲜半岛、日本的简牍文字还存在大量自创文字,因此需要对简帛文字进行隶定,做出释文。这是简帛研究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之一,简帛的价值首先需要通过释文来体现。很显然,语言文字学是释文必备的基本功,特别是战国及秦文字。但有时仅仅依靠语言文字学无法解决问题,这时历史学等学科的知识和考证方法常常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运用既有的历史学等学科知识,可以将其内容串读下来,从而解决部分疑难字的隶定问题。而且,简帛的文字内容十分丰富,除了各种官私文书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儒家经典、诸子、史书、医书、日书、历谱等书籍,其中许多不见于传世文献,或者异于传世本。内容除了涉及历史外,还涉及文献、历法、医学、民俗等,释读这些简帛时,相应学科的知识亦必不可少。简帛上的符号均有特定含义,因此释文也包括符号的摹写。简帛学科成熟的一个标志即符号的摹写已基本约定俗成,实现了统一化。但目前一些符号的意义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以往学界把简牍的刻齿归为形制范畴,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逐渐发现不同刻齿表示不同数字。因此,这类刻齿似也应归入释文范畴。

绪论 001

第五,内容研究、注释与译文。简帛之所以珍贵,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其上记载的文字均为第一手资料,大多为传世文献所不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因此,对简帛文字内容的研究是简帛学的核心所在。我们需要通过研究搞清楚简帛记载的是什么内容,其反映的是怎样的历史事实、制度与观念,其记载的目的是什么。其中,题记等通常标示了简牍的文献性质,目次、编号等则对排列文献的顺序、编联等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应予以特别重视。1978年出版的睡虎地秦简整理本《睡虎地秦墓竹简》,不仅提供了高质量的释文、翔实的注释,还将简文译为白话文,将简帛整理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由于翻译为白话文的难度较大,一些简帛内容不适合翻译等原因,此后的简帛整理很少再做这项工作。另一方面,韩国特别是日本却开展了大量将中国出土简帛翻译成本国文字的工作。由于注释、译文大多被放在释文之后,作为整理本的一部分,因此,一般将这两项工作视为整理工作的一部分。这固无不可,但考虑到只有对简文内容有了充分的研究和认识之后,方可做注释和译文,故笔者将其置于内容研究范畴。

 

保护。简帛无疑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一旦面世,利用科学手段保护其不受裸露环境的侵蚀和破坏,尽可能保持其出土时的状态,就成了重要课题和任务。保护工作一般也由发掘者和整理者共同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