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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葡京官网入口百多年回看“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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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记者 高博

刘军宁  

傅国涌 (进入专栏新葡京官网入口,)
 

1919年,《新青年》喊出的“赛先生”和“德先生”,成为五四运动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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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百年之际,回顾风雷震荡,我们更理解中国科学进步百折不挠的源动力,更敬佩先贤为后人铺路的勇气与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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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前后,中国人被告知,要解决国家的问题,须请两位陌生的客人入住中国。这两位客人就是后来无人不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最先为国人介绍这两位先生的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人,陈独秀提出,只有德先生赛先生能够救中国。他说:“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德先生和赛先生实际上就是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这两位来自西洋的先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深入人心的形象。民主与科学化成了,似如在暗夜里引领国人解放思想的灯塔,照亮了人们前行的方向。

  陈独秀的一生波澜起伏,在20世纪中国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矫健的身影。

赛先生唤起一代代青年

  可以说,科学与民主、德先生与赛先生简直就是五四运动的代名词、同义语。从那时至今,“民主科学振兴中华”成为最没有争议、最被认同、最有号召力的口号。从五四青年开始,一代代中国人一次次呼唤、呐喊德先生赛先生,嗓子已经嘶哑过无数次了。民主与科学始终被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万灵药,用陈独秀的话说,两者“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另一方面,虽然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挚爱如初,但是大家对“什么是民主与科学”的理解,却已经大异其趣了。每个人自由参与政治的民主变成了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甚至变成了挂着民主头衔的专政。同样,科学并没有变成国民的科学精神,而是变成了政治家的口头禅、举国体制和黑洞般的经费预算。有违初衷的是,民主与科学这对新式武器,没能拯救中国人,却成为延续政治大一统的新式工具。至今,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中国仍然是连暂住证都没有的流浪客。

  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大力倡导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推倒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几千年来的旧文化,建立起和人类主流文明接轨的新文化,有人称他是“三千年来第一人”,这一评价一点也不过分。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领导了包括“五卅运动”在内的一系列工人运动,实现了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他的一生反对清王朝、反对袁世凯、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被自己手创的革命党所开除,甚至被奉他为精神领袖的中国托派所不容,他自称是“终身反对派”,中国历史上能够当得起这个称号的恐怕只有他一人。

“100年前,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讲话中说:“五四运动,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

  民主与科学,为什么中国人追求了近一个世纪,还是求之而不得?为什么中国人只有不在中国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中国人只有不在中国大陆才能过上民主生活?世界史上几乎没有那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热恋、膜拜民主与科学九十年如一日。这样的精神值得嘉许,原因却值得反思。依我看,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大家只是看到了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果实,没有看到结出这两个果子背后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自由。更准确地说,不是国家与集体的自由,而是个人自由。

  “以其一生遍历卢骚[卢梭]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变迁,只有陈独秀,他是这个过程一个最完整的代表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康梁的改良主义、法国式的民主主义、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托落斯基主义,最后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宣称抛弃一切主义,在贫病交加之中回到了五四的立场上。

数学家和科普专家王渝生说,五四运动前夕,1919年1月15号,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六卷一期上提出了赛先生和德先生,并说:“我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从而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在世界范围内,民主与科学不过是自由之树上结出的硕果。在西方,尤其在英美等国,民主与科学之果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就结出来了。民主离不开自由。民主首先是竞选投票的自由、是公民自由发表政见的权利。科学同样离不开自由。没有科研的充分自由,就难有科研的成果。科学精神在本质上是自由的精神。只有在个人自由最多的地方,才是科学最发达的地方。科学研究是独立、自由的研究者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自由与自主是开展科研的前提。国家强大的程度与其自由的程度成正比,科学的繁荣程度也与科学家们的科研自由程度成正比。

  他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如果在中国人惯有的以成败论英雄的观念之外看,陈独秀才是最大的成功者,他开辟的启蒙事业不仅直接影响了一代人,培养了一代人,而且继续影响着中国的未来,他奠基的“五四”传统始终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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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即使注意到自由的重要性,也只不过是把“民主、科学、自由”等而视之,以为它们是三位一体且不可分割的。这个看法是错误的。自由与民主、科学三者并不是同一个层次的平行关系,并非同等重要,而是因果本末的关系。自由是民主与科学之本。德先生与赛先生相互之间是兄弟关系,他们都是自由之子。没有保障思想自由的充分自由的社会环境,科学就止步不前,充其量不过是技术上的仿冒;如果没有自由的个体,就没有个人可以进行自由政治活动的自由民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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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发展科学,任何人都没有异议,甚至包括独裁者。在独裁统治下,民众的自由科学探索受到压制,科学是权力化的、服务于统治机器的科学,是匍匐于政治权力面前的科学。权力说什么是科学,什么就是科学。这样的科学侵吞民众的福祉,瓦解个人的自由,加冕统治者的权力。在自由社会中,科学首先是个人的、民间的科学,这样的科学才是增加民众福祉的工具。

  “爱国心”与“自觉心”

赛先生“作为这场运动的大将,冲击了数千年的封建文化统治、破坏了教条与迷信的束缚,极大解放了青年人的活力。”王渝生说,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20世纪初,西方科学如潮水般地涌进中国,中国出现了很多翻译本,西方科学被一律叫做“格致”。而赛先生这个词基本上是1919年,经过陈独秀上述一段话,才为广大中国人所知道。

  有了自由的制度,科学就会自动得到发展;没有自由的制度,科学就发展不起来,因此也无法振兴国家。权力主导科学的主要弊端之一,就是压缩民间科研的空间,占据了创造性思想自由驰骋的疆场,把民间的多中心的自主科研活动,变成了以权力为单一中心的依附性科研活动。在科研的举国体制下,科学家没有探索的自由,没有发现真理的权利。其任务不是发现真理,而是实现统治者的政治追求,完成体制所赋予的作为政治任务的科研任务。独立的人格必须屈从于政治上的要求。然而,科学研究的基础是自由探索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被关进官僚的铁牢笼,就无从发挥了。

  

“赛先生到中国,带来巨大的变化,可概括为‘四科’: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王渝生说。

  科学研究与经济活动一样,也需要有一个个人充分自由的市场环境,政府不能干预,更不能主导。历史上的重大科学发现和发明绝大部分是民间的成就,是来自民间的需求,来自民间的智慧。政府的作用在于创造一个自由的科研环境,而不是把科学家和科研当作发号施令的对象。发展科学技术,不需要计划式的举国体制,而需要激发首创精神,让科学研究者们自由想象、自由研究、自由辩论。

  青年陈独秀参加过拒俄运动,加入过暗杀团,创立了安徽爱国会、岳王会等革命组织,办过《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等,自述办刊十年风气为之一变。辛亥革命后还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

早在清末,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就被有识之士特意提倡。而五四运动更进一步,点燃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火炬。

  需要指出的是,在五四的“民主与科学”诉求背后,群体高于个体,国家高于个人。个人仅仅是实现集体主义目标的工具。国家或民族是目的而个人只是工具。纪念五四,不是为了否定五四,而是要超越五四已经达到的高度。我们不能继续简单重复民主科学的口号,把民主和科学看作是解决国家面临的一切问题的终极手段。很多人说,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问题!不,我要说,中国的问题在根本上是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永远不会有德先生赛先生的立足之地。

  1914年11月反袁失败后,他再次东渡日本,和章士钊一起办《甲寅》杂志,第一次用“独秀”的笔名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为什么要爱国?“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吾人幸福之团体也。”
他提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没有权利、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一片大哗,不少人指责他不爱国。

王渝生说,五四之后为“四科”而努力奋斗,取得成功的人比比皆是。詹天佑成为了时代偶像——不光是某一行当的专家,也是爱国者和思想者。他们不畏艰难,愿意为科学和民族献身的故事,感动了一代代年轻人。

  有人会问,民主,科学,难道有什么不好吗?我说,民主与科学非常好。关键是,没有个人的充分自由,人们永远也无法充分享受到民主与科学的好处。在个人享有充分自由的地方,民主与科学才有扎根之所。所以,中国人要想得到民主与科学,须由民主与科学的信徒皈依为个人自由的信徒;从关心国家的命运转变到关心个人的命运;从向往民主与科学到向往个人自由;从向往果实改为努力播种。须认识到,中国人需要什么高于中国需要什么,中国的需要须服从于中国人的需要。在这个以个人而不是国家、以个人的自由而不是国家的权力为出发点的前提下,才可能求得民主与科学的果实!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自五四运动以来的遭遇告诉我们,要想得到民主与科学,就必须先行追求个人的自由。

  对于这一点,他后来在《每周评论》第25号发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一文,说得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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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才是关键!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1930年代到1940年代,国难当头,但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出现了一批出色的学者。”王渝生说,他们正是秉承了赛先生精神,并传递给下一代年轻人。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王渝生记得,1956年毛泽东提出“向科学进军”。当时读中学的他,开动脑筋画了一张“科学号”机器草图。那时一辆大卡车,前后两张嘴,吃进去泥土石头木头,拉出来的是高楼大厦。他想要用科学的力量“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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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历了长期血与火的革命生涯以后,陈独秀开始摸到了民主的门槛。民主至上,民权高于一切,民权的价值重于国家成为他的主导思想,他的脉搏为他的这些思考而剧烈地跳动,他痛感人民缺乏对民主的真正觉悟,辛亥革命胜利了,开国元勋却在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成了通缉犯,只能再度亡命。他对民主的重新认识,使我们感觉到高举“德先生”、“赛先生”大旗的《新青年》已经在母腹中蠕动。不到一年《青年》杂志就诞生了。

王渝生当时的榜样是科学家汤飞凡,汤用自己的眼睛做实验,在1955年发现了沙眼病原体。王渝生说,赛先生的感召,让他走上科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