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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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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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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刘煜

论湖南商周青铜器的来源

编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香港承真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100710)

施劲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关键词 殷墟 青铜礼器 铸造工艺
冶铸遗址摘要:本文评述了与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相关的技术史、考古学和艺术史文献,概述了殷墟冶铸遗址的发现和研究状况,分析取得的认识和存在的局限,探讨了在技术演进、文化传播及冶铸业的组织管理等方面值得深入的问题。Key
Words:Yinxu bronze ritual vessels casting technology foundry
siteAbstract:This paper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of technological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art history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casting
techniques about ritual bronzes from Yinxu, summarizes the discovery and
study of casting site at Yinxu, and discusses the achievement and
existing limitation, as well as the issues remained regarding the
technique evolution, cultural diffusion, and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of
张光直说,三代研究是不分学科的。对殷墟青铜礼器的技术研究,应建立在两方面研究的基础上:一是其本身的考古学、艺术史研究,另一就是对有关冶铸遗址及遗物的分析。前者能够提供殷墟青铜礼器在历史图景中的位置,而后者与青铜礼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过程直接相关。
殷墟青铜礼器的技术研究

“湖南商周青铜器”是一个学界约定俗成的概念。它主要指湖南宁乡一带出土的青铜器,同时包括湘江流域、资水流域、澧水流域、洞庭湖北岸等现今湖南境内出土的所有相当于商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一些研究将湖南出土的楚式、越式等东周时期青铜器也归入其中。

出版时间:2019年4月

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地,殷墟青铜礼器应包括殷墟出土的在礼仪活动中使用的所有青铜器,本文则以狭义上的礼器,即容器类器物为主。
殷墟青铜礼器制作方法的研究

湖南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数量多而且相对集中,出土情况和总体风格等与中原和周邻地区的商周青铜器有所不同。与此同时,湖南境内没有确立一个可将这些青铜器纳入其中的考古学文化,各地点铜器的时代、文化面貌本身也有差异。因此只能用“湖南商周青铜器”来指称这样一批青铜器。

版次:1

1 铸造方法的讨论及早期的工艺研究
由于商周青铜器形制高度复杂、铸作技术极为精湛,许多学者都一度认为是用失蜡法铸造的。比如叶慈[1]、辛普森(B.L.
Simpson)[496.com澳门新萄京_,2]、马亦奥和普莱迪斯(H.J.Plenderleith)[3]、埃契森(L.
Achison)[4]等。张子高曾举1938年湖南宁缢?鲋??乃难蚍阶穑?魑?檀?咽褂檬Ю?ǖ睦??lt;A
title=””
href=”/eWebEditor/ewebeditor.asp?id=Description&style=standard#_edn5″
name=_ednref5>[5]。直到七十年代,还有学者引用或附和这种观点。
但是,自三四十年代起就有学者根据安阳的青铜器以及铸铜遗址出土的冶铸遗物的分析,发现殷墟青铜器是采用陶范铸造的。
卡朋特(C.H.Carpenter)根据殷墟出土青铜器的金相观察,断定其为铸造而成[6]。刘屿霞根据殷墟出土的炼铜遗址和铜器,推测了铸造工艺流程,对殷墟铜器进行了最早的基于考古学发现基础之上的技术研究,尽管有不少错误,作为开创性的工作仍有其重大意义[7]。
卡尔培克(Orvar
Kalbeck)指出,安阳陶范存在很多气孔,是掺入有机物造成的。范表面及分型面常有烟炱痕迹,这是在焙烧后有意制作的,目的即为改善铸件的表面质量。经过浇注时金属液的灼烧陶范变为灰色,有趁热脱范时粘附的铜屑存在。据此,他认为这些陶范是直接作为铸型使用的。但他未能确定这些陶范的性质,认为它们不一定属于组合陶范,也有可能出自失蜡整体铸型[8]。
石璋如对安阳出土模、范的质地、结构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观察和记述,使人们确切知道殷墟铜器是用陶范直接铸造的[9]。他还论述了采矿、制范、冶铸、修饰的全过程;对各种铜器的铸型工艺和模、范制法等进行了讨论;复原试验了由模制范的方法;讨论我国铜锡产地以及冶铸设备和燃料的问题[10]。尽管他的某些分析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差距,然而他将冶铸遗物与铜器表面铸痕观察以及复原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却给予后人诸多启示。
陈梦家研究了安阳出土的泥模和陶范,明确指出:从泥模直接刻镂花纹和大量铜器几乎没有出自同一铸范的情况来看,安阳时期并未采用失蜡法,而是使用陶范直接铸造的,分范的接合是采用榫卯结构(“子母口”)。他指出,制范用的泥模需略加烘烤,在黑地上绘以朱文和分范用的界划再加刻镂,细部可另行塑制再予贴附。铭文可用阳文模具在范面印制,铸后成为阴文。陈梦家设想有三类制范程序:由刻有花纹的模制范;由素模制范,再刻花纹;用模具(“母范”)制作分范。这三类程序与铜器纹饰的繁简程度有对应关系[11]。他的意见是非常有价值的。在其论文中提及了刚出土的二里冈期商器,但未能指出它与殷墟铜器的历史联系与工艺渊源。文中对于铸范的分类也有不准确之处,所谓“内范”和“填范”,其实均为泥芯。2
铸造技术的研究

六十年代初,李济明确指出青铜器研究应从制造、形制、文饰、铭文、功能、名称这六个方面作探讨,阐明其差异与演变[12]。这一远见卓识对后来的青铜器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郭宝钧的研究着重于对典型商周青铜器群进行形制、纹饰、铸造工艺的综合考察,他指出,殷墟时期继承了二里冈期青铜器铸型工艺的特点并有所发展[13]。在《古器物研究专刊》五集中,李济和万家保从青铜器的花纹、形制、铸造技术等方面综合探讨了某些器类的早晚、变化和演进问题,特别是对爵、斝、鼎等的铸型工艺、浇注方式、补铸和垫片等问题的论述,得到了许多重要的结论[14]。
巴纳(Noel Barnard)
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技术研究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结合传世和出土实物对商周青铜范铸技术作了较系统的研究,把青铜器的技术研究建立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明确地提出商周青铜器是中国的独立创造的论点。其研究涉及到铸造技术的各个方面,很多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比如铸接工艺中后铸法和先铸法(cast-in
or
precast)的应用及其来源;浇注位置的设置和柱钮的出现;商周泥型铸造的“分段主义”(sectionalism);卣的提梁的“失绳法”造型等等[15]。此外,他对中原以外地区冶铸技术的考察也有广泛的影响[16]。当然,他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符合实情的论述,史密斯(Cyril
Smith)[17]、华觉明[18]等学者都曾指出他的错误之处。
盖顿斯(R.G.Gettens)是第一个系统地使用理化检测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来研究商周青铜器的学者,他对弗里尔美术馆所藏l20件中国铜器,包括大量传出殷墟的青铜器,逐一进行X射线透视、化学分析、金相检验,以及造型工艺、造型材料粒度的研究。他对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连接方式、辅助工艺的考察,时至今日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9]。万家保曾就其所说的铜器连接方法提出商榷[20]。
华觉明等与考古所技术室合作,对妇好墓出土的礼器、工具和武器进行了广泛的工艺考察。从剖析典型器物的铸造工艺入手,结合文献资料和铸铜遗物,并通过复原试铸和使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检测,对妇好铜器群铸造工艺的各个环节和技术特点,作了全面的探讨和研究,匡正了以往很多谬误,是迄今为止对殷墟青铜器技术考察最重要的研究之一[21]。
贝格立(Robert W.
Bagley)在《赛克勒所藏商代青铜礼器》一书中,对中国与西亚早期金属技术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两者采用不同技术的原因;并以罗越(Max
Loehr)的五种花纹样式为分类基础,将器形、花纹与铸造工艺的研相结合,探讨了商代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青铜器的演变,两个区域青铜器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商代青铜器铸造工序、铸型工艺、扉棱的起源及分铸法的应用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22]。
巴纳为该书所作长篇书评中,对贝格立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后者对许多原始材料理解不准确,并有主观臆断和前后矛盾之处。他对贝氏关于中国早期金属技术与西亚的比较、商代青铜器花纹的做法、早期青铜盉的制作工艺、郑州张寨方鼎的铸型工艺等逐一提出了反对或批评意见[23]。
陈芳妹的研究以艺术的变迁结合铸造工艺的演变来探讨文化的发展、交流传播。她对小屯五座墓所做的工艺考察[24]、商周青铜簋的铸型工艺研究[25]以及商代青铜礼器工艺与艺术发展相互关系的论述[26],有很多新颖和启发性的见解。
此外,有许多学者对殷墟青铜器铸造技术做了专题研究,比如万家保对殷墟出土的三足器的工艺演变[27]、青铜盔的金相研究[28]以及殷墟和辉县出土铜鼎的工艺比较[29]等问题的论述;郭沫若[30]、于省吾[31]、陈梦家[32]、石璋如[33]、杨根和丁家盈[34]、冯富根和华觉明[35]、万家保[36]、姚青芳[37]等对司母戊鼎的合金配制、铸型工艺和年代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等。3
复原试铸

复原试制在冶铸史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工作环节。在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仍佷不完备的情况下,对青铜器冶铸工艺的探讨,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主观随意性或者众说纷纭,难以定论。盖顿斯曾经指出:“为了完全阐明中国的礼器制作技术,还得做大量的工作,还必须做进一步的科学实验和田野发掘。如果与此同时,能吸引有经验的雕塑工作者与铸造将师,在他们自己的工场中模拟古代技术,则必于此有大的裨益。”[38]
石璋如曾复制模和范,但未浇注。他引述古董商说法,指出要取地下深处的生土,熟土不合用[39]。万家保第一个成功复制了铜鼎[40]。后来又复制了鼎、爵、斝、觚等器[41]。这些成功的试铸经验,特别是陶范的泥料配制、铸型装配及浇注前的预热处理,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宝贵经验。万家保还和巴纳进行青铜器附件的铸接以及铭文的铸造等试验,取得了重要的成果[42]。
华觉明和冯富根、王振江、白荣金合作,对圆鼎进行了复原试铸,对制范泥料的配比、组成以及干燥方法取得了重要的经验[43]。而他们对觚的复原试验,证实了对殷墟出土铜器的工艺判断是大抵正确的[44]。
谭德睿等对郑州、殷墟、侯马以及洛阳出土的陶范的原料及处理工艺进行了详细的检测和研究,并根据复原试铸的工作实践推测商周青铜器的陶范铸造工艺流程,指出商周陶范多为就地取材,因加入草木灰和熟料而具有良好的铸造性能[45]。笔者对孝民屯东南地所出陶范的材料分析表明,殷墟陶范的原料选取和处理已经具备比较规范的工艺,但尚未达到侯马陶范的成熟程度[46]。
合金成分分析
从1920年近重真澄[47]检测了一些中国古代铜器的化学成分开始,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合金的内涵及其演变规律,历来为化学史家、冶金史家和考古学家所看重。对殷墟青铜器的成分分析始于三十年代,李济邀请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梁冠华和王琎,对殷墟前三次发掘的小件铜器进行成分分析,发现其材质为青铜[48]。卡朋特利用金相显微镜估测了几件铜器的成分[49]。其后,刘屿霞[50]、梅原末治[51]、道野鹤松[52]、陈梦家[53]、梁树权和张赣南[54]、杨根和丁家盈[55]等人都对出土或传世的殷墟青铜器成分作了分析和检测,为合金成分的配制提供了数据,得到一些初步结论。
巴纳结合传世和出土实物对商周青铜器的合金成分配制作了较系统的研究,指出先秦的工匠已经可以辨别铅锡,并根据用途来调整合金配制[56]。盖顿斯等对弗里尔美术馆所藏l20件中国铜器包括大量传出殷墟的青铜器作了化学分析和金相检验,他认为其化学成分相当离散,并不能表明与时代之间有某种对应关系[57]。齐斯(W.
T.
Chase)等发展了盖顿斯的工作,根据先秦铜器的成分变化和铸造工艺演变回顾了中国早期的冶铸史,并据分析结果探讨了《考工记》“六齐”的问题[58]。周始民[59]也以检测数据为基础,对“六齐”做了自己的论释。梅耶(Pieter
Meyers)等使用原子吸收光谱和中子活化分析检测了赛克勒博物馆所藏的104件商代青铜器的化学成分,但并未提出任何结论[60]。张世贤在其著作中,将青铜器的成分分析、铸型工艺与古文献考订、史学研究相结合,并对比东西方早期铜文化的差异,多有创见[61]。华觉明、王玉柱等利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商周青铜器合金成分数据进行处理,指出二元高锡青铜在殷墟时期已经成熟,三元高锡中铅青铜到西周时期已有较严格的成分控制,各地区发展进程大体一致,技术水平逐渐趋近[6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陆续对妇好墓[63]、殷墟西区墓葬群[64]、郭家庄M160[65]出土的青铜器做了大量的化学成分检测工作,指出当时的工匠对于青铜合金配比与机械性能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并且对于操作也有相当严格的控制。
赵春燕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利用原子吸收光谱技术,对殷墟出土的约200件铜器的化学成分进行分析,对不同分期、不同器类、不同等级墓葬中铜器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对比研究,通过数理统计分析了殷墟青铜器合金配制中蕴含的文化与技术信息[66]。
笔者利用等离子发射光谱对新近发现的M54及M60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进行了成分分析,指出殷墟二期高等级墓葬随葬青铜器中高锡青铜的使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它可能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当时获得的锡矿资源,似乎比殷墟的其它阶段更为丰富。而青铜器中铁含量的差异可能代表原料来自不同地区的矿源,其冶炼水平也可能参差不齐[67]。
殷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与相关问题
迄今为止,安阳有大量的熔炼和铸造的遗迹发现,却从未有冶炼的迹象,因此殷墟青铜器矿料的来源一直为人们所关注。
许多论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中原青铜矿料是从南方盛产铜、锡的地区输入的[68]。闻广[69]、天野元之助[70]、石璋如[71]等都则认为北方或中原地区有充足的铜锡储备。但他们的论证缺乏直接的证据。目前,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商周时期铜料之大宗在北方是来自中条山矿区及其迤西地带,在南方则主要是产自荆州和扬州地区。从考古发现来看,长江中下游的铜矿带的开发尤胜北方,应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铜料供应基地[72]。张昌平指出,中原力量的南进与中原青铜器铸造量的峰值是不一致的。如果长江中游的确是商人铜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的话,则商王朝在殷墟时期获取资源的方式是值得探究的[73]。
利用铅同位素比值探寻商周青铜器矿料来源的工作在国内始自八十年代。金正耀检测殷墟妇好墓所出青铜试样12件,发现其中有5件的同位素比值与铜绿山所出古代炼渣、铜锭、矿石等相近且铅含量低于2%,他认为这些铜料可能来自铜绿山;而另有4件的数据接近云南永善金沙,这种铅料是一种特殊铅[74]。他据此推测这种特殊铅的金属原料是随着西南地区的锡料包括铜料,进入中原地区的。推测商代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有过一条联结西南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矿产资源与华北平原商都铜器生产的“青铜之路”[75]。
由于中国矿产资源的资料并不完全,铅同位素比值所能提供的信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和锡料来源、铜料来源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也值得深入探讨,不能凭个别数据轻易地下结论[76]。此外,关于夏商时期中原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关系,很多研究还停留在假设的基础上。因此,关于殷墟时期青铜器的矿料来源的研究,需要很多的基础工作,目前得到明确的结论为时尚早。
与技术问题有关的考古学研究

史密斯曾指出,“在古代,艺术和技术本来就是一体的两面,无分轩轾。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决定了艺术品的风格”。[77]因此,对殷墟青铜礼器的考古学、艺术史研究与技术研究密切相关,特别是分期研究及商代青铜礼器“区域风格”的讨论,提供了探讨技术发展、演进、交流的时空坐标。
分期断代与技术演进
1953年罗越按照铜器花纹形式的变化研究殷墟青铜礼器的分期,将青铜器花纹分为五种样式[78]。万家保根据铜器纹饰与铸造工艺的关系,认为存在范纹→模纹→模范合作纹→雕塑模纹的制作技法的演化,铸造技法的进步影响了纹饰艺术的演化[79]。他亦探讨了商代青铜礼器制作工艺的技术来源与演变[80]。索珀[81]、贝格立[82]则从不同的角度详细地考察了商代青铜器的演变。
随着殷墟青铜礼器的大量出土,许多学者发现它们呈现并不完全相同的面貌。邹衡将其分为四期七组[83]。其后殷墟青铜礼器的分期断代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截至目前,大概有五、六种说法,其中以张长寿[84]、杨锡璋和杨宝成[85]为代表的三期分法及以邹衡、郑振香和陈志达[86]为代表的四期分法最为重要。笔者则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支持三期论的观点[87]。
目前更多的讨论集中在一些被纳入“一期早段”的青铜器方面,唐际根指出三家庄出土的铜器同典型殷墟青铜器有较大的差异[88]。孟宪武指出,三家庄和董王度出土的青铜器早于殷墟阶段[89],贝格立认为它们属于郑州到安阳的“过渡期”[90]。陈芳妹从器类、器形、花纹、制作技术等各方面综合考虑,认为小屯5座墓出土的青铜礼器代表了从二里冈到殷墟的过渡阶段[91]。由于二里冈上层与殷墟铜器之间存在较大的缺环,这些“过渡期”铜器的辨识和讨论,将为研究商代青铜礼器的演变序列提供重要的依据。近年来洹北商城的发现[92],进一步肯定了安阳存在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阶段,许多学者参与了讨论,认为其可能是盘庚迁殷的最初地点[93]或是河亶甲所居之相[94]。
殷墟末期出现随葬器物明器化和随葬明器高阶化的现象,许多学者探讨了产生这一现象的缘由,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与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有关。当时锡贵铅廉,那些社会地位不高的小贵族和平民,使用规格较低的铅青铜、铅器甚至仿铜陶器来代替贵重的锡青铜礼器;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受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所致。殷代末年人们存在怀疑鬼神的思想,对祭祀不再那样重视,趋于简化,为死者殉葬的器物由质地精良的实用器形逐渐改变为质地简陋的明器[95]。笔者指出,除此而外,由于明器化器物的器形多样化和形制的相对复杂化表明了殷墟青铜器技术应用的发展变化,因此未必意味着某种衰落,而是另一个层面上的发展[96]。近年来孝民屯大型铸铜遗址的发现表明,殷墟后期青铜礼器的生产不仅没有衰落,相反其规模还比先前有所扩大[97]。
商代青铜礼器的“区域风格”与文化传播
近年来殷墟以外商代青铜器大量出土,它们或表现出与殷墟青铜礼器较为近似的形态,或与之有较大的区别。
大部分的学者强调商文化的主导地位。巴纳对传播中“文化滞后”现象的认识[98]、宋新潮对殷商时期的区域文化研究[99]、李伯谦对晚商时期的青铜文化分区研究[100]、徐良高对“青铜礼器文化圈”的假设[101],无不强调中原商文化的主导地位及对周边地区辐射式的影响,但并不否认周边地区反向的影响。
有些学者提出了存在“双向”或者“多向”交流的可能性。李学勤指出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分期断代,不适合用中原礼器系统作直接的比附。他同时认为某些存在“两种传统”的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可能存在双向的交流[102]。陈芳妹提出青铜时代可能存在“多中心但不平衡的发展”的观点[103]。
有些学者则更为强调中原以外地区青铜礼器的独特性。弗吉尼亚·肯(Virginia
Kane)在南方并未发现居住遗址及铸造遗址的情况下,根据南方并不系统然有一定数量的青铜礼乐器的情况,从风格的角度提出了南方独立铸造的假说[104]。高志喜系统地整理了南方出土的商周铜铙及其它青铜器,并从器形、用法、花纹和附饰等方面归纳了“南方特征”[105]。俞伟超认为,到了殷墟时期,随着商文化势力的全面退缩,许多区域性的青铜中心崛起,当地的文化因素取代商文化因素占据主体[106]。贝格立提出“区域性的青铜文化的出现与发展”的现象,指出一种毋庸置疑的“区域风格主义”(unarguable
stylistic
provincialism)在二里冈时期之后出现,并很可能在殷墟之前已经形成[107]。罗森(Jessica
Rawson)提出了更为大胆的设想。她认为在二里冈之后,开始出现两个平行的发展系统,一支在河南,另一支是中国南方。在这两个系统之间,存在双向的交流。由于南方青铜器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所以它从殷墟借鉴的并不多,而在妇好时期,影响恰恰更多地是从南方传向殷墟[108]。
二里冈商文化传播的范围很广,在向南方传布的过程中,在长江中游建立了重要的据点――盘龙城。盘龙城青铜器一直被视作与郑州铜器具有相同的特征,刘莉甚至认为其为郑州制造而后输入的[109]。张昌平则发现两者的细部特征存在差别,并认为这为当地铸造提供了重要的依据[110]。早在七十年代,贝格立就曾对这个遗址做了详细研究,推测商代早期的文化传播刺激了地方青铜文化的兴起,而在安阳的最早阶段有一个回传的过程[111],他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在迄今为止发现的早中商的青铜器中,湖北盘龙城出土的青铜礼器最早使用了分铸法和金属芯撑技术,而这些都是当时中原地区青铜器罕见的[112]。因此,这个铜器群对于考察商代青铜礼器铸造技术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相对于中原地区深入而持续的工作而言,周边地区特别是南方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还很薄弱。有许多概念性的问题难于解决,比如,如何界定“南方风格”和“中原风格”?殷墟青铜器所体现出的与其它地区青铜器类似的特征,究竟是一种“共同因素”,还是有异于中原传统的“外来因素”?这些问题的突破还有赖于新的考古发现。此外,对夏商时期各个遗址文化关系的全局性把握将避免可能因过分强调某些观点而导致的偏见。
殷墟冶铸遗址及其相关研究

从20世纪初开始,湖南地区就不断有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出土,其中早期出土的许多铜器流失海外。目前发现的湖南商周青铜器已有数百件。这些青铜器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由谁制造和使用,又因什么原因而埋藏,这些涉及湖南商周青铜器来源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看待湖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以及如何构建整个商周时期的文明图景。针对湖南商周青铜器的来源,学术界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但迄今的认识还并非明确一致。在既无新的资料,也未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的情况下,本文拟重点辨明关于“湖南商周青铜器来源”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概念和问题,以期对这一重要课题的研究有所助益。

印刷时间:2019年4月

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绝大多数都是本地制造的,多个冶铸遗址的发现,为殷墟青铜器的技术研究、生产流程以及冶铸业的生产和组织管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而这些研究必须建立在厘清其考古学内涵的基础上。
殷墟冶铸遗址的考古学研究
经过多年的发掘,殷墟迄今发现的较大铸铜遗址有三处:小屯东北地铸铜遗址、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孝民屯铸铜遗址。此外,在小屯西北地、小屯南地、大司空南地和王裕口东南地等遗址中,虽也出土少量陶范,但未发现与铸铜有关的遗迹,不能称为铸铜遗址[113]。
对于小屯东北地铸铜遗址,由于该遗址的遗迹现象较为复杂,兼之发掘年代久远,学者们对此铸铜遗址和基址的年代关系存在争议[114]。岳占伟倾向于认为该铸铜作坊的主体始建年代和鼎盛时期可能要早于殷墟时期,很可能属于洹北商城时期,随着宫庙基址的建设和扩大,铸铜作坊逐渐没落和消亡[115]。
孝民屯铸铜遗址经历了三次发掘,分处孝民屯村西[116]、东南[117]和村址南部[118],初步研究认为,遗址可分为东、西两区,孝民屯村西和村址南部的铸铜遗址为西区,村东南铸铜遗址为东区。遗址内发现的铸铜遗存以殷墟三期和四期为主,二期较少,一期阙如。孝民屯铸铜遗址的使用时间较长,出现于殷墟二期,发展和繁荣于殷墟三、四期,消亡于商周更替之际。东、西区的铸铜作坊很可能在功能上有所分工。西区反映的制作工序明显较为完整,而东区可能存在制范和铸造工序的分离。在殷墟末期,铸造重心由西区转移到东区[119]。
李永迪对殷墟铸铜遗物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发现陶范可分为两类,一类范较薄、无榫卯、背面光滑有水平或垂直设置的凸棱,称为Ⅰ式范;另一类较厚,边缘有榫卯,背面粗糙有指捏的痕迹,称为II式范。前者使用的年代较早,主要在殷墟二期以前的小屯东北地铸铜遗址中出现,而后者则是殷墟二期以后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主要使用的陶范形式。据此,他认为殷墟铸铜遗作坊存在技术上的变化[120]。同时,他还借用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的理论,认为殷墟青铜器的生产过程可能存在从整体式向规范式(prescriptive)转化的倾向,前者主要是指简单的、有步骤的制造过程;而后者则要求制造者在生产某一器物之前就有预先的设计,要求有较高的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对各生产环节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程度的劳动分工,并对原材料、知识、人工有较强的控制掌握[121]。
李永迪从生产管理角度的对殷墟冶铸遗址进行研究,许多方面颇具启发性,比如他对于Ⅰ式范和II式范的划分,对铜器生产技术、社会需求、组织管理之间关系的阐述等。但是,他的研究大多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显得证据不足,比如由房子结构、形状的变化引申出冶铸业组织管理变化的变化就显得有些牵强。关于殷墟铜器生产存在从整体式向规范式转化的论述,也不符合实际情况。首先,二里冈期的冶铸遗址可能已经存在某种分工;其次,富兰克林所谓的“整体式”和“规范式”在生产中往往是并存的,周代、汉代乃至更晚时期也都是如此。
在目前发现的基础上,仍旧有许多问题难以回答。比如,除了开始使用和废弃的年代差别而外,在共存时间内,这三个铸铜遗址之间关系如何?是否存在等级与功能的差别?殷墟时期曾多次发动对外战争,然而兵器范的发现并不很多,这是否意味着还存在我们尚未发现的铸铜遗址。因此,对铸铜遗址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也还远远不够。
冶铸业的组织管理和祭祀礼仪
从甲骨文、金文所见的材料也可以反映当时冶铸业组织管理的一些情况。肖楠对甲骨文所见的“工”与“百工”进行了分析,认为卜辞中的“工”、“我工”、“多工”不是官而是工奴,他们受王室严密的控制,有右、左的编制。“百工”有一定的生活资料和社会地位,属于一定的族,其身份虽为被统治阶级,但比奴隶要高些,可能是殷代社会的平民[122]。
温少峰、袁庭栋则认为,“工”是隶属于商王的手工工匠。并引前人说法认为“司工”即为周代的“司空”一职[123],是总管手工业事务之官[124]。“多工”则是指司理手工业各具体事务的下级官吏。“百工”则应释为各种职业的手工业工匠,并认为卜辞中“百工”一词的出现,是殷代手工业相当繁盛的一种表现[125]。
殷墟西区小型墓葬常出土青铜工具及砺石,发掘者认为应是工匠葬地。从族徽、葬式看,墓区分属不同氏族,这表明他们生前就是族居的[126]。此外,苗圃北地遗址中有些小型墓葬随葬陶范,墓主人可能即是冶铸工匠[127]。吉德炜(David
Keightly)讨论了商周时期的劳动力问题,他认为那时没有所谓“奴隶”和“自由民”的分别,所有的民众都需要承担被迫的劳动或者责任,当时根本不是奴隶社会[128]。唐际根通过对殷墟墓葬的统计分析和研究指出,殷墟时期是一个以平民为主的社会,奴隶所占比例很低[129]。由此可见,冶铸工匠的身份以及冶铸业组织管理的层级构成,是未来需要大力研究的问题。
殷墟卜辞有铸器时要用血祭和占卜的记载[130],苗圃北地和孝民屯铸铜遗址中均出埋有动物的祭祀坑,此外,还发现刻有数字卦的陶范、磨石等物。对于殷墟铸铜生产中的祭祀和占卜现象,值得进一步讨论。
综上所述,殷墟青铜礼器的技术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在典型器物的铸造工艺、生产流程复原、合金成分配制、陶范的材料分析等方面已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对于殷墟青铜礼器的技术来源及某些器类制作技术的演进历程也已提出一些初步的认识,目前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对商周青铜器制作技术虽已有从整体上的论述,但对殷墟青铜礼器制作技术的专门论述尚欠充分,且使用的资料不够全面;殷墟青铜礼器生产流程的各个技术环节尚不清晰和准确,有许多步骤和细节有待补充或细化;由于资料的局限,对于典型器物铸造工艺的认识尚有不够准确之处;对于殷墟青铜礼器制作工艺的技术来源和演进缺少系统深入地探讨,没有充分吸收考古学、艺术史的相关研究成果,对殷墟与周边地区的交流和相互影响重视不够;对冶铸业生产、组织和管理的探讨相当欠缺,是需要重点讨论的问题。参考文献

望城高砂脊遗址

印次:1


ISBN:978703061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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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2004.[130]燕耘:《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考古》1973年5期。,
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3期。[98]
同。[99]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页。[100]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2期。[101]徐良高:《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02]李学勤:《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1988年5期。[103]陈芳妹:《商代青铜艺术“区域风格”之探索――研究课题与方法之省思》,《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五卷,第四期,1998,1页。[104]Virginia
Kane, “The Independent Bronze Industries in the South of China
Contemporary with the Shang & Western Zhou Dynast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XXVII,1974-5,
pp77-107.[105]高至喜:《商文化不过长江辩》,《求索》1981年2期,107-112页;高至喜:《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湖南考古辑刊》1984年2期,128-135页。[106]俞伟超:《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背景的新思考》,高崇文、安田喜宪编,《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1-16页。[107]Robert
W. Bagley, “The Appearance and Growth of Regional Bronze-using
Cultures”, Wen Fong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New York, 1980;
Shang Ritual Bronze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Harvard Univ.
Press, 1987, p32-36.[108]Jessica
Rawson:《商代中国南方地区和河南的联系》,《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9]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冈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谈起》,《古代文明》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1-134页。[110]张昌平:《盘龙城青铜容器初步考察》,《江汉考古》2003年1期。[111]R.
Bagley, “P’an-Lung-Cheng: A Shang City in Hupei”, Artibus Asiae, Vol.
XXXIX, 1976,
3/4.[112]胡家喜等:《盘龙城遗址青铜器铸造工艺探讨》,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576-598页。[113]
铸铜遗址的详细情况参见岳占伟、刘煜:《殷墟铸铜遗址综述》,《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6年,359-374页。[114]李永迪,
Anyang Foundry : Archaeological Remains, Casti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 thesis for Ph. D to Harvard University,2003,
pp.123-128.[115]同。[1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117]同。[1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2004年安阳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待刊。[119]
同。[120] 同。[121]Ursula Martius Franklin, “The Beginning of
Metallurgy in China: A Comparative Approach.” Kuwayama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 Symposium.”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76, pp.
94-99.[122]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考古》1981年3期。[123]胡厚宣:《甲骨续存》上编序,群联出版社,1955年,11页。[124]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203页。[125]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349-353页。[1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127]同附表四八。[128]
David Keightly, Public Work in Ancient China- A study of forced Labor in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u, 1969.[129]唐际根,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ate Shang China-A Mortuary Perspective,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2004.[130]燕耘:《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考古》1973年5期。,
殷代铸铜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年3期。[98]
同。[99]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2页。[100]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2期。[101]徐良高:《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02]李学勤:《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1988年5期。[103]陈芳妹:《商代青铜艺术“区域风格”之探索――研究课题与方法之省思》,《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五卷,第四期,1998,1页。[104]Virginia
Kane, “The Independent Bronze Industries in the South of China
Contemporary with the Shang & Western Zhou Dynast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XXVII,1974-5,
pp77-107.[105]高至喜:《商文化不过长江辩》,《求索》1981年2期,107-112页;高至喜:《中国南方出土商周铜铙概论》,《湖南考古辑刊》1984年2期,128-135页。[106]俞伟超:《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背景的新思考》,高崇文、安田喜宪编,《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1-16页。[107]Robert
W. Bagley, “The Appearance and Growth of Regional Bronze-using
Cultures”, Wen Fong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New York, 1980;
Shang Ritual Bronze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Harvard Univ.
Press, 1987, p32-36.[108]Jessica
Rawson:《商代中国南方地区和河南的联系》,《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9]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冈中心和边缘的关系谈起》,《古代文明》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71-134页。[110]张昌平:《盘龙城青铜容器初步考察》,《江汉考古》2003年1期。[111]R.
Bagley, “P’an-Lung-Cheng: A Shang City in Hupei”, Artibus Asiae, Vol.
XXXIX, 1976,
3/4.[112]胡家喜等:《盘龙城遗址青铜器铸造工艺探讨》,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著,《盘龙城一九六三年~一九九四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576-598页。[113]
铸铜遗址的详细情况参见岳占伟、刘煜:《殷墟铸铜遗址综述》,《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6年,359-374页。[114]李永迪,
Anyang Foundry : Archaeological Remains, Casti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 thesis for Ph. D to Harvard University,2003,
pp.123-128.[115]同。[1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117]同。[1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2004年安阳孝民屯商代铸铜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待刊。[119]
同。[120] 同。[121]Ursula Martius Franklin, “The Beginning of
Metallurgy in China: A Comparative Approach.” Kuwayama ed.,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 Symposium.”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76, pp.
94-99.[122]肖楠,《试论卜辞中的“工”与“百工”》,《考古》1981年3期。[123]胡厚宣:《甲骨续存》上编序,群联出版社,1955年,11页。[124]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203页。[125]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349-353页。[1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127]同附表四八。[128]
David Keightly, Public Work in Ancient China- A study of forced Labor in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u, 1969.[129]唐际根,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Late Shang China-A Mortuary Perspective,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2004.[130]燕耘:《商代卜辞中的冶铸史料》,《考古》1973年5期。

探讨湖南商周青铜器的来源,需要先认识湖南青铜器如下方面的特征。

内容简介:

1、青铜器在湘江下游的宁乡一带出土最集中,在湘江流域有较多发现,资水、澧水流域等也有出土。

本书收录2016年“商周青铜器暨铸造工艺研究研讨会”国内外参会学者的论文13篇,内容主要涉及商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如陶范技术﹑青铜矿冶遗址调查与研究﹑某区域的商周青铜器的制作技术﹑成分分析等方面。这些议题对于推进商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绝大多数青铜器为零散出土,除宁乡炭河里和望城高砂脊等少数遗址出土铜器外,大多数铜器没有相关联的遗址,也没有出土背景和共存遗物。只有少数铜器出自墓葬。

目录

3、青铜礼器以鼎、尊、卣较多,其他有鬲、甗、罍、瓿、簋、觚、爵、角、觯、盉、瓠形器等。多铙、钟、镈等乐器。除墓葬随葬品外,没有组合关系。

妇好墓青铜器与南方影响——殷墟青铜艺术与技术的南方来源与技术选择新探
苏荣誉

4、铜器的面貌不一,通常按与中原青铜器的相似程度被划分为中原型、混合型、地方型等。从总体风格上看,湖南青铜器更宜分为两大类,一类器形和纹饰都与中原青铜器相近,个别器物带铭文,以各类圆鼎、兽面纹鼓腹卣、觚、爵等为代表,相当一部分出自墓葬。另一类与中原青铜器差异明显或完全不见于中原,以动物造型的尊、卣,以及铙、镈等最具代表性,大多零散出土。

论妇好墓随葬铜觚爵的配制及相关问题 岳洪彬

5、在湖南没有发现铜器铸造作坊遗址,也未出土陶范等与制作铜容器直接相关的遗物,只个别遗址出土石范。

殷墟青铜器铸造的几个相关问题 岳占伟 刘煜 岳洪彬 荆志淳

6、青铜礼乐器都是陶范铸造。少数经检测的铜器为铜、锡、铅三元合金。

商代晚期—西周早期金属芯在青铜鼎铸造中的应用 廉海萍

7、铜器的时代不一,以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铜器居多,但不早于殷墟时期。

豫南鄂北地区商周青铜器技术研究收获及思考 陈建立

湖北考古地图之发现——迁往南方的商代移民 黎婉欣

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湖南商周青铜器有中原型、混合型和地方型几类。除中原型铜器来自中原外,一些研究还认为部分具有地方特色的铜器并不产于湖南,而是与邻近的其他青铜文化有关。比如有学者就提出湖南出土的大口尊、折肩罍有可能产自江汉平原东部。如此,讨论湖南青铜器的来源,首先需要探讨青铜器的产地。而产地则只有本地产生和非本地生产两种情况。非本地生产的铜器当然又存在有多个来源的可能性。青铜器铸造后被异地加工改造的情况在湖南青铜器中还缺乏明确例证。

桐柏月河墓地铜器铸造工艺研究 樊温泉

湖南集中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大多与中原文化相关。比如1999年望城高砂脊墓葬出土的铜器,鼎、尊、刀等在殷墟都有同类器。2003年后在宁乡炭河里城址外的墓葬中出土的鼎、鸮卣等,为中原型器物。1990年还在常德津市涔澹农场一座墓葬中出土觚和爵,也具殷墟青铜器的风格。这几批铜器都出自墓葬。高砂脊和炭河里墓葬的时代大致相当于商末周初,有可能是南迁殷人的遗存。津市的觚和爵与殷墟第二期的同类器近同,可能是更早时期流入湖南的铜器。湖南出土的其他零散铜器中,比较明确为中原型铜器的多为鼎、鬲、簋、罍、兽面纹鼓腹卣、鸮卣,以及觚、爵、觯等,一些铜器上还有铭文,它们很可能是中原的产品。而以四羊方尊、象尊、虎食人卣为代表的动物造型的器物和铜铙等则不见于中原,自然也不会来自中原。

楚式鼎的铸造工艺研究 袁艳玲

湖南的中原型铜器是由什么途径从中原传入的,其他非中原风格的铜器又是否另有来源?这就需要考察湖南相邻地区的青铜文化和青铜器。从地理位置与时代的相关性考虑,需要考察的相邻地区只有江汉地区和赣江流域。

Artistic Designs and Bronze Inlay Techniques of the Late Zhou Period:
Invention and Interaction Alain Thote

江汉平原正位于湖南和中原之间,是长江流域青铜文化最早兴起的地区和中原青铜文化南传的通道。江汉地区的黄陂盘龙城出土有长江流域年代最早、种类丰富的青铜器。墓葬和祭祀坑出土有斝、爵、鬲、鼎、甗、簋、觚、卣、盉、盘、尊、罍等,它们与二里冈青铜器有基本相同的器类、组合、器形、装饰和铸造技术。盘龙城的兴起对江汉地区乃至于整个长江中游青铜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意义重大,但并没有迹象表明盘龙城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器是湖南殷墟和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直接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