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八十后的政治特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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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年轻人的特点及原因

  1、

  
人们一般把良心看作个人对善恶、是非的判断,我在《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以下简称《良心》)一书里并非要取代这样的良心观,我只是要在这样的良心观之外,重新确定个人良心与他者的关系,也就是伦理学家菲利普·戴尔海(Philippe
Delhay)所说的,“良心指的是一种由一些人分享的知识”,并在此意义上成为“良知”。良心(conscience)一词是从拉丁文conscientia一词而来,原来的意思是人与人之间“默契的知识”。与他人的联系其实早已包含在“良心”最早的意思里了,良心不只是一种直觉的情感或情绪,而且更是一种基于道德知识的,针对具体事情和境遇的实践性判断和行为。

  

  

  
人的良知受外界的影响,道德信念并非由个人一己所独创,自我意识(有良心或无良心)也是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显现的。因此,法学家罗伯特·费希尔(Robert
K.
Vischer)在《良心与共善》中说:“良心的本质就是一种个人与更广大的事物的联系,不只是因为我们在与世界的交往中产生了道德信念,而且也因为我们让这样的信念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了某种权威,虽然它未必要求别人都同意,但却会让别人都能理解。”《良心》一书中的种种讨论也是如此,它们未必能让读者都同意,但在内容和表述上尽量要让他们都能理解,因此讨论都是从当下现实和伦理实践着眼,其中也包括良心不能迷失于犬儒主义的问题。

  当代年轻人综合了很多矛盾的因素。比如说他们很清醒,相比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年轻时曾经被宏大的话语体系迷惑过,疯狂过,现在的年轻人则有一种清醒得多的对冠冕堂皇的大话的清醒认识。但他们又有一种“实利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态度。比如,既不相信官方和学校的意识形态宣传,但另一方面,为了现实的好处,他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清醒隐藏起来,去做官方或者学校喜欢的事情。我打个比方,他们不写信或者很反感××部的各式宣传,什么“×讲×美×热爱”“×荣×耻”等等,但如果该宣传部门来招公务员,他们马上会很积极、很蜂拥的去抓这个机会,(假如真的有幸进入该工作以后)他甚至可以编一套自己完全不相信的、厌恶的、假大空的东西。总之,他们既很清醒、很明白,又很犬儒、很现实、很虚无、很世故。行动原则和思想原则是分离的。

  很多人在总结八零后的特点,有些说八零后是“啃老族”,有些说八零后是“蜗居族”,还有些说八零后是“麦兜族”。这些对于八零后的不同界定,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全部是经济的、物质的界定,什么房啊,车啊。特别是房子,好像八零后最差劲的和最好的都是围绕房子界定的,为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而踏实奋战的是所谓“麦兜族”——八零后的骄傲;赖着父母的房子不走的啃老族,则是八零后的败类。

    

  青年人的教育背景跟他们这种特点的形成有很大关系,我们现实生活中所遵循的行动原则和意识形态的教育本身就是脱节的,年轻人就成长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学校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上脱离现实。比如,虽然这两年教科书对意识形态的宣示渐渐淡了一些,但仍没有把公民素质教育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分离开来。我看过国家颁布的公民道德教育纲要,第一条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很滑稽。因为公民身份与信仰无关,不一定非要相信马克思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主义)。

  请问:八零后的政治特征是什么?为什么一谈到八零后就是房子啊车子啊之类的,他们有政治理想么?他们的政治理想是什么?

   不自由的良心

  当然,还有对新一代年轻人产生影响的社会大环境。这方面可以想到许多。独生子女、应试教育、就业和竞争的压力,等等。除了这些之外,人们关注不够的的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整个社会大面积的弥漫着一种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整个社会都在做一套和说一套,思想和行动分裂。大家生活在谎言的社会里,同时自己也在说谎。指导我们行动的宏大理论已经没有人相信了,但是却没有建立起一套跟现实生活相吻合的新价值观和行动规范。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整个社会都处在同样的分裂下,但至少我自己(我相信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一种痛苦、分裂的感觉,我自己感到两种做人原则的矛盾分裂,并且痛苦。但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根本不觉得这是一种分裂,他们麻木,他们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是自相矛盾的,他们缺乏反思自我和反思环境的能力。原因何在?原因之一可能是与经历过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人相比,当下年轻人并没有一个参照,这种矛盾分裂已经通过教育和成长内化为他们自身的一部分。

  和其他年代出生的群体相比,八零后,当然也包括九零后,政治特征似乎是最不明显的。我不知道他们的政治理想是什么。现在正在忙着规划国家蓝图、表达政治信念的,好像还是40后的和50后的,他们中有些还在坚持自由主义,有些则改信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乃至极权主义。不管这么说,他们还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对政治感兴趣。唯独看不到八零后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兴趣。国内几种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无论是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还是新左派——的阐释者和代言人,好像还是八零后的前辈。关于八零后的政治活动,我知道的除了抵制家乐福好像还真没有别的什么。

  
良心的价值不只在于它是一种知识,而且在于它能成为行动。行动是良心的表达,也是良心的活跃状态。不能表达良心,人便渐渐变得没了良心。在有的环境里,良心被降低到了不能够活跃的状态,许多人碰到与善恶、是非有关的事情,不敢管也不愿管,甚至连议论都不敢或懒得麻烦,他们独自躲在一旁,失去了彼此的道德联系。

  还有扭曲的竞争环境带来的心灵的扭曲问题不能不提及。大家都说现在竞争压力大,但是这不是问题的根本。如果竞争、就业带来的压力是正常的,亦即仅仅因为人口多岗位少,那年轻人所采取的释放方式可能和现在不同,会比较正常,比较遵守规矩。这就涉及公平竞争的问题。现在年轻人的压力还不完全是由于竞争激烈本身造成的,特别是他们的愤恨情绪,他们为什么牢骚满腹和颓废,这不仅仅是竞争太激烈的结果,而且跟竞争的环境有关,是扭曲的、不公正的竞争环境造成的。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的扭曲,也是由于这种竞争不公造成的。到处可以见到不公正的权力在操纵竞争,使得竞争不再是自由竞争。更糟糕的结果是,这会导致他们也跟着仿效,会同样采取不公正的竞争手段以及反社会的情绪,不再真爱我们的公共世界。

  也许八零后是去政治化的一代?他们根本没有政治特征?他们的政治特征就是他们完全不关心政治?如果是这样,这种去政治化的一代是怎么出现的?是去政治化的时代的产物?或许八零后的政治就是犬儒政治、投机政治——有奶便是娘?

  
人文主义者关心个人的良心(良知)、悔恨(又称“良心阵痛”)、忏悔(又称“良心发现”)由来已久,也早已察觉良心并不只是受个人善恶意愿的支配。蒙田在《论良心》里说:“良心可以使我们恐惧,也可以使我们坚定和自信,我敢于说人生道路上经过许多险阻而步伐始终不乱,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意图深有了解,自己的计划光明正大。”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如此看待良心,似乎可以被美国作家梭罗引为同道。但是,蒙田在这篇论良心的短文中对良心必然带来勇气表示怀疑,这与梭罗对良心勇气信心满满似乎有所不同。

  值得我们担忧的不是社会充满了问题,而是大家居然采取各种损害公共世界的方式来回应这些问题,没有一种比较健康的、意在优化公共世界的回应方式。我说的意思是,既不是顺应这个公共世界的不合理的竞争法则,又不是退到自己的私人小天地里。

  如果八零后的特征只是体现在房子和车子上,那不是很可怜吗?

  
蒙田是从“酷刑”的作用来考量良心的,他认为,发明酷刑的人最初非但不是为了摧毁良心,反而是为了考验和证实良心。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良心经不起这样的考验。蒙田说:“(发明酷刑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良心力量的想法上的,因为对有罪的人,似乎利用酷刑可以使他软弱,说出他的错误;然而,无罪的人则会更加坚强,不畏酷刑。说实在的,这个办法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危险。人为了躲过难忍的痛苦,什么话不会说、什么事不会做呢?”

  

  

  
以此看来,梭罗能够坚持他的良心,并实行与之一致的个人行为,是因为他面临的良心考验还不够严酷残忍。他反对美国在与墨西哥的战争中夺取墨西哥领土,美国虽经过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但却依然没有废除黑奴制度,梭罗为此感到愤怒。他觉得不能心安理得地以公民纳税的方式支持这样的政权。由于拒绝纳税,他被关进了监狱。还好,那个监狱不是纳粹集中营,也不是古拉格群岛或夹边沟,他在那里只待了一晚,就被保释了出来。他虽然开启了后人称颂的“非暴力抗争”或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但那未必是所有制度下都行得通的公民抗命。梭罗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正如他笔下的那个“听自己良心鼓声行进”的人,他远离世人的视线,淡出与他们的伙伴关系,选择在中年时期离群索居,看候鸟迁徙,在湖边种豆。

  关于青年人的爱国主义

  2、

  
今天,即使还有像梭罗那样拥有个人良心的人,也是非常罕见的。这样的个体良心不仅没有可见的公民抗命意义,而且实际上是极为脆弱和难以维持的。在《良心》里,我讨论到了酷刑与残忍的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社会环境的力量,而不只是酷刑去认识良心的脆弱和不确定。环境既包括社会心理学研究所揭示的制度性作恶和制造顺民的“情境”(situation),也包括社会文化批评所揭示的现代犬儒主义。顺民和犬儒主义都是作恶情境的产物,反过来又加强了作恶情境,如此反复,伊于胡底。《良心》所提供的心智启蒙和公民人格知识就是为了帮助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

  

  

  
人类经历了二十世纪极权统治对人性和人心的摧残,也见证了这种统治下大规模的良心作恶,不得不把思考转向形成和左右良心行为的制度因素,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情境作恶”研究便是这一思考的成果。它的代表便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的
“对权威的服从”实验和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津巴多在《心智控制:心理现实还是只空谈而已》中指出,诱使和迫使人良心作恶的力量由两个部分合力而成,一个部分是人的一些基本“心理原理”,另一个部分则为特定的“外界因素”。他就这两个部分的关系写道:“心智控制是个人或集体的选择和行动自由遭到破坏的过程;破坏者用心智控制来改变和扭曲人的察觉、动机、感情、认知和由此而来的行为。”

  最近这些年,学生爱国主义举动常常发生,但是我觉得它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原因有三:

  有一个名为“我们都是八十后”的QQ空间,上面聚集了一批八零后网民。其标志性的图片是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女孩像,图片下面的介绍文字写道:“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我们!我们来自五湖四海,我们相互了解,我们相互倾诉,不分彼此。我们自信而睿智,我们勇敢而勤劳。
我们都是八十后,我们有我们的世界,我们有我们的方式。”
看了半天,我找不到可以表征八十后政治立场和信念的文章。

  
人基本的“心理原理”既不神奇也不神秘。心理学实验和实例研究早就充分揭示了人的随众、顺从、劝说、失调(dissonance)、抗拒(reactance)、
罪感、恐惧、仿效、认同等等。当这些因素一起发生作用时,再加上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外界因素,它们就会形成一个大熔炉,这个大熔炉能极大地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

  一、信息不全面。也就是我们对西方国家(包括这次的法国)作出的举动及其原因常常并不真正了解,不要说学生,我本人也无从知道事实的真相。这个时候做出的行动就不能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我自己的原则是,在信息获取不全面的情况下,不轻易采取行动,否则是很盲目的。我相信很多学生比我更不知道真相。

  

  
人们常常把良心与勇气联系在一起,而这二者之间的纽带便是道德知识,所谓“知耻近乎勇”或“知耻后勇”,说的便是这个。勇气,良心的力量,本身被当作是一种美德,希腊文的arete一词当初似乎与作战勇猛有关,因为希腊战神的名字就是Ares。苏格拉底在为美德下定义时,想到勇气是它的主要部分之一,他说,作为美德,勇气也是知识。这是良心道德论的看法,它把道德“知识”当作一种无可置疑的积极因素,“知”总是好的,即使是知行不一,那也是因为别的缘故,不是知的问题。但是,津巴多所代表的情境作恶论认为,“知”既不能防止恶的发生,也无法消除“心中魔鬼”,心魔是一种邪恶,不是不知,而恰恰是“明知故犯”。对此,津巴多说,邪恶涉及伤害、虐待、强迫命令、缺乏人性。邪恶是“毁灭无辜他者的刻意行为,或是使用权威、系统力量鼓励且允许他人这么做,并从中取得利益。简而言之,也就是‘明知故犯’”。

  二、90年代以后,我们对爱国的理解存在片面性,我们常常只是讲我们要爱国,但是并没有讲我们的国家要如何变得可爱。相比之下,80年代的时候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比如,爱国是不是无条件的?我认为,我们要爱的是一个可爱的祖国。如果祖国不可爱,你还爱她,那是盲目的,而且是对祖国不负责的。所谓“可爱”,当然有一套超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标准。打个比方,一个伊拉克的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侵略了科威特时,如果不谴责自己的国家,而是维护它的侵略行经,这就不可取,因为这违背了普世价值。这是对外而言;对内而言,如果自己国家政府不奉行民主自由,而是奉行独裁专制,还无条件爱它么?所以,爱祖国和爱政府不是一回事。如果把爱国等同于支持政府,在这种“爱国”之外没有一个更高的评判标准,就会变得很盲目。就像父母爱孩子一样,游子爱故乡一样,真正爱故乡就应该让故乡变的更可爱;真正爱孩子就是要教育孩子成为一个善良正直的人,而不是溺爱他。

  再看看其“圈子宣言”:

  
从良心情境来看,勇气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虽然作战需要勇气,但有时候拒绝作战杀人需要更大的勇气。同样,行善需要勇气,而拒绝作恶则可能需要更大的勇气,人们往往把这两种勇气都称为良心,当这两种勇气普遍消失的时候,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良心的地方。更可怕的是,人们开始怀疑讨论良心问题究竟是否还有现实意义。人们会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良心”这个东西,当大多数人从怀疑转变为否定和拒绝良心的时候,社会便陷入了犬儒主义。

  再说一遍,真正的、理性的爱国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可爱。遗憾的是,这方面的东西我们在90年代没有讨论,而现代年轻人恰恰成长在这个时期。年轻人的脑子里并没有超越于爱国之上的普世价值观念。

  谁说我们天生就怕疼?

    

  三、现在很多学生,“爱国”情怀和势利原则好像也是分裂地并存(请原谅,我只能用这个矛盾修辞法才能准确表达我的意思)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美国驻南使馆被炸时,当时很多学生坐学校的车子到美国大使馆抗议。但是抗议完了却留在那里申请去美国的签证,到美国留学(而且我估计如果可能,他们不会回国)。这好像很荒诞,但绝对是现在很多人奉行的现实主义原则。

  我们用已是血淋淋的手在废墟上扒着;

   古今犬儒主义

  既然你那么恨美国,你为什么要削尖脑袋去美国去呢?这就是你们的爱国么?

  谁说我们自私自利?

  
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是一种现代犬儒主义,虽然名称看上去是从古代来的,其实与古代犬儒主义几乎无关。古代犬儒的特征是能看穿世俗之人看不透或不明白的事情,他们看穿世俗观念的假象,对之讥诮讽刺、超凡脱俗、愤世嫉俗、桀骜不驯,自称是不为物役、无欲无为。古代犬儒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善来自顺从宇宙必然性的生活,善就是依照自然和理性的生活。与古代犬儒主义相比,现代犬儒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已经蜕变为一种将道德原则和良心抛到一边的虚无主义和无为主义。它看穿、看透,同时却无所作为和不相信有任何可以作为的希望。它在任何一种高尚、崇高、理想的表相下面都急于洞察贪婪、权欲、私利、伪善和欺骗,在任何一种公共理想、社会理念、道德价值后面都能发现骗局、诡计、危险和阴谋。《英语蓝登大辞典》正是以这些特征来为犬儒主义者定义的,一个犬儒主义者“只相信人类的行为受自私动机驱使,不相信或尽量缩小无私行为或公允观点的可能”。斯洛特迪克的定义是,犬儒主义是“在经过启蒙的人们那里的一种普遍流行的看事物方式,他们绝对不肯像奶娃般地上当受骗”。犬儒主义经常是一种弱者的自我保护手段,因为受过太多的欺骗,上过太多的当,受过太多的伤害,所以变成什么都不再相信。他们清楚自己不过是一些人微言轻、无足轻重的草民,在强梁霸道的权力面前只能逆来顺受,根本无力反抗,所以也就干脆认命,放弃改变自己命运的任何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