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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那些难以忘怀的立法往事

“为什么要处理立法和改革的关系?因为这是一对矛盾。”在乔晓阳看来,立法是把稳定的、成熟的社会关系上升为法,把社会关系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它追求的是稳定性,所以立法的特点是“定”。而改革恰恰是对原来定下的、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做法进行改变,是制度自我完善的一个手段,所以改革的特点是“变”。

制定专利法:

第三个门槛,涉及专利法的条文结构问题。张春生回忆,1984年农历大年三十的前一天下午召开会议,有人提出要修改条文结构。“当时的草案把专利分三章写,第一章把发明从申请到批准到异议程序以及强制许可都写完了,第二章、第三章用了很多准用条款。有人提出,这种写法用起来不方便,也有人认为这一结构没有实质性偏差。”张春生说,争论的结果是决定修改,让这部法既好看,又好用。

回顾改革开放初期,乔晓阳指出,往往是改革实践走在前面,立法任务更多是把实践中成熟的经验规定下来、肯定下来,巩固改革的成果,同时又为下一步改革留有余地。

立法和改革开放:

民法,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每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经济交往等活动都离不开民法的保护和规范。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

1979年刑法192条,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变成了452条,之后随着实践的发展又先后通过了10个刑法修正案,法律条文越来越多,越来越具体。1979年刑诉法163条,1996年修改增加到225条,2012年修改增加到290条,2018年修改又增加到308条。

乔晓阳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只制定了有限的法律,这个时期改革触及的法律问题并不多。

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2002年12月份,草案提交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经过讨论,仍确定继续采取分别制定单行法的办法,此后先后制定了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较好的法律基础和实践基础。

发挥立法引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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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过了三个门槛

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特种设备安全法,草案70条,到修改通过的时候变成101条。其中,对公众关心的电梯安全,原来草案里只有1条相关规定,修改后增加了好几条,从电梯的安装到发现事故隐患处置程序等各个环节都细化了各有关方面的责任。

多位立法工作亲历者回忆: 40年,那些难以忘怀的立法往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雪

谈起新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历史,胡康生用了“曲折坎坷,渐行渐近”来概括。编纂工作先后启动5次,直到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重新启动,到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但由于我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制定一部完备的民法典条件还不具备,因此先制定了民法通则。

“改革开放40年,我参与立法工作只有35年。”从1983年开始接触、参与立法工作,搞了整35年立法工作的乔晓阳介绍自己时,用了一个“只”字。

对于干什么的问题,杨景宇说,经过研究商议,确定先抓条件比较成熟的、急需的七部法律。

为什么要处理这两者的关系?“因为这是一对矛盾。”乔晓阳说,立法是把稳定的、成熟的社会关系上升为法,立法的特点是“定”,改革恰恰是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和做法加以改变,改革的特点是“变”。“用‘定’的立法来适应‘变’的改革,应该说是改革开放40年来立法工作的一条主线,这其中经历了先改革后立法、边改革边立法,到凡属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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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门槛,搞几种专利,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是搞一种还是搞三种?“专利局的同志倾向于搞三种,其他同志倾向于搞一种。最后争论的结果,三种专利都搞。”张春生说。

最后一部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第一部对外开放的法律,旨在引进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起草这部法律时,我国还没有实践经验。怎么办?”杨景宇回忆,一是打破传统观念束缚,整理了一份《列宁关于用租让制利用外资的一些论述》;二是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整理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办合资企业的规定》《关于合资企业的一些情况》等十几份资料;三是规定不宜过细,只有15条。

“实际上,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一致恰恰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乔晓阳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全面恢复并且加强立法工作。可以说,40年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和改革开放是相伴而生、相伴而行,这一路行来一直在处理这两者的关系。”乔晓阳说。

张春生回忆,后来见到世界知识产权总干事鲍格胥,“他说‘中文真奇妙,用六十几个条文把三个专利说清楚了’。国际上认可了我们这部法律”。这部法律实施的第一天,国内外专利申请就达3455件。“当年专利法和商标法的制定,鼓励了产品和技术创新,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竞争又推进了一步。”张春生说。

依法治国需要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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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法律体系建设经历了从不健全不完善到逐步健全、逐步完善的过程。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4位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工作的亲历者——第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康生、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副主任张春生,回忆了他们经历的那些难以忘怀的立法往事。

乔晓阳认为,这个新的时代特点就是立法要发挥引领和推动作用。要发挥好这个作用,关键就是实现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立法决策要与改革决策相一致,立法要适应改革的需要,服务于改革。“因为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相一致这句话体现了党的领导,从国家层面来讲重大改革决策都是党中央作出的,所以立法决策对改革决策实际上是处于‘适应’‘服务’的地位。”乔晓阳从立法决策要与改革决策一致的角度具体分析指出,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决策与现行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应当修改法律适应改革需要,有些改革需要法律授权的法律应当予以授权,这才是“先立后破,有序进行”的“立法原意”。

先后启动五次

多位立法工作亲历者回忆:

□ 本报记者 朱宁宁

编纂民法典:

张春生回顾了专利法的立法过程。“我们公有制计划经济要不要搞专利?当时整个社会都有争论。”张春生说,专利法的制定,迈过了三个门槛。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梳理,改革领域涉及现行法律139件,需要制定修改和废止的立法项目就有76件。

新时期开局:

“1986年前后,我国经济生活中,商品交换、市场调节的成分明显增加,但在总体上仍属于计划体制范畴,经济运行以纵向控制和计划调拨为主。这种情况下要不要在民法中确立计划原则,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兼顾原则,是当时的争论热点。”胡康生表示,民法通则抓住“平等”这一民法的根本特征,确立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公平、诚实信用14字原则,这些原则反映了现代民法的基本精神,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当前全面改革开放和全面依法治国同时推进的新形势下,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有什么新的时代特点呢?

谈起新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历史,胡康生用了“曲折坎坷,渐行渐近”来概括。编纂工作先后启动5次,直到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重新启动,到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但由于我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制定一部完备的民法典条件还不具备,因此先制定了民法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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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工作越发具体全面

张春生回顾了专利法的立法过程。“我们公有制计划经济要不要搞专利?当时整个社会都有争论。”张春生说,专利法的制定,迈过了三个门槛。

责任编辑:李沅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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