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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育培训成为“及时雨”

“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履职能力的前提就是不断学习,在学习中拓展视野思路。”浙江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王海超表示,改革后,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依托纪检、拓展监察、衔接司法,既审查违纪问题又调查违法犯罪问题,既考虑纪的因素又考虑法的内容。这对纪检监察干部的履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要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作风,专业精神。

改革之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统筹运用“纪法两把尺子”,既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又注重纪法贯通、纪法衔接,贯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立案、处分数创40年新高,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显现“自首效应”

“几天的学习培训,既是思想的盛宴,也是精神的洗礼;既是工作方法和路径的指引,也是工作压力和责任的传递。”参训学员反映,这种集中培训,是对中央和省委精神的“再领会”,使命责任的“再强化”,工作能力的“再提高”,更是全面履职的“再出发”。

2018年8月,国家监委首次联合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发布《关于敦促职务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员投案自首的公告》,向外逃人员发出“最后通牒”,形成强大震慑。

2018年11月30日,外逃13年之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原常务副县长姚锦旗被引渡回国,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从他10月17日被保加利亚警方抓获到回国归案,历时仅44天。

在学习中拓展视野思路

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察委员会全部组建产生,完成人员转隶,共划转编制6.1万个、转隶干部4.5万人,监察体制改革由试点迈入全面深化新阶段。

2018年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

张诚 郑瑶瑶 摄影报道

此后,滨海县监委综合运用谈话、询问、讯问、调取、查封、扣押等调查措施,对案件事实、证据和程序的合规合法进行严格把关。

2018年8月,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画溪街道南石桥村一名非党员村民小组长戴春良因套取种粮补贴1.58万元被查处。戴春良问题线索之前就已存在,但其既不属于纪律审查范围,又不属于行政监察范围,问题一度难以解决。监察体制改革后,非党员村干部也被纳入监察对象。画溪街道监察办成立后快查快处,最终,戴春良被责令辞去组长职务,并上缴套取的资金。

感到“本领恐慌”的并非吴畏一人。在6月初举办的全省追逃追赃工作培训班上,来自市、县负责追逃追赃工作的分管领导和部门负责同志、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的相关领导和同志,也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

永不停歇 纵深推进——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

打虎消息往往十分简短,被不少媒体网友称之为“一句话新闻”。如此惜字如金的表述,却有多处变化,背后蕴含的内涵可想而知。

“通过培训期间的系统化学习,自己对执纪审查安全知识又有了更新更深的认识。”天台县监委委员徐国强表示。在参加案件管理业务培训结束的第二天,他就和天台县纪委相关业务科室的同志一起,按照培训期间学习到的审查调查的知识点,重新对审查调查工作的各个环节、各项内容开展全方面、全过程的清理排查,有重点、有步骤消除安全隐患,落实安全责任。

黑龙江省林业厅原厅长杨国亭、河北省邯郸市政协原副主席王仲民、山东省德州市原副市长商怀君、吉林工商学院原副院长张国志……2018年以来,多名非中共党员领导干部接受监察调查。

监督对象填补空白,监督内容也填补空白。过去纪、法中间存在空白地带,非党员公职人员如果只是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就难以得到有力查处,存在“犯罪有人管、违法无人过问”的现象。改革后,监察法创制的政务处分,弥补了纪、法中间的空白地带,各级监委既调查职务违法行为,又调查职务犯罪行为。

无独有偶,2018年浙江省纪委组织的第一场集中培训,也是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工作全面展开、监察法颁布实施和浙江进一步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背景下组织的案件监督管理及监督执纪业务培训。开班第一课就是由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罗悦明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监委成立前,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结果不能作为证据直接用于司法审判,问题线索移交后,检察机关必须重新立案侦查、重新取证、重新制作笔录。

从国家监委成立后首个从境外遣返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许超凡到成功引渡第一案姚锦旗,从联合五部门首次发布“敦促投案自首公告”到首次同西方国家成功签署反腐败执法合作文件……一个又一个“第一”,见证了追逃追赃的坚实足迹。这既是党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坚定决心的有力宣示,也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生动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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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和监察法,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组建,国家监察体系总体框架初步建立。

最终,蒋兆岗因为严密的防逃措施无路可走,只能藏匿在昆明某小区,仅20天后就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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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人发现,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通报措辞中,“涉嫌严重违纪”变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变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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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期间,省纪委监委专门开展从“红船精神”看初心党性教育活动。“这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学员们深刻认识到,只有政治素质过硬、业务本领高强、勇于担当负责的纪检监察干部,才能努力完成“新形势下继续推动浙江监察体制改革工作走在前列”的新任务。

2018年6月2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一设立派驻机构,名称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派驻纪检监察组,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两项职责。

201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占比图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依规依纪依法是做好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鲜明特点和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的政治属性和承担的重要职责,决定了必须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罗悦明在开班动员会上开宗明义地提出:“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学出更坚定的信仰、更强烈的担当、更纯粹的忠诚和觉悟。”

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4.9万起、处理20.1万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0.4万人,移送司法机关3300余人;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13879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0415人,移送司法机关1899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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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每年对处级以上干部轮训一次、本届内所有纪检监察干部轮训全覆盖”日前,浙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主任任振鹤就贯彻省委“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发出号召。

监察建议书的标本兼治作用,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生动案例。

2018年4月1日晚11点,国家监委成立后“首虎”现身——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深夜落马。此时,距国家监委揭牌仅仅只有10天。

业务“本领恐慌”、工作“力不从心”……是学员们培训前的普遍感受。“这次培训对我来说,真是比‘及时雨’还及时!”杭州市西湖区分管案件监督管理室的监委委员吴畏在接受4月份全省案件监督管理业务培训后表示,他是监察体制改革后转隶加入纪检监察大家庭的“新兵”,对纪检业务不太熟悉,存在“短板”,常感“压力山大”,通过培训才逐渐得到提升。

从采取留置到移送司法,仅历时19天,同时严格保证案件质量,充分反映了有效衔接司法的体制机制优势。

监察体制改革有效整合反腐败资源和力量,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形成强大合力。

在学习中强化政治意识

四川遂宁市船山区纪委监委通过开展监察对象大摸底,搭建“廉情数据库”,定期动态分析廉情信息,建立负面清单,把监察对象的成长发展全过程、工作生活各领域、思想行为各方面都置于严格监督之下。

聘请监察监督员是重庆市继向乡镇派出监察室后,推动监察工作向基层村居延伸的又一创新举措。一年多来,各级纪委监委依法行使监察权,积极探索监察职能向国有企业、金融企业、高校和乡镇、村居延伸,与基层治理相结合,进一步落实了监督全覆盖的要求。

“纪检监察干部应当牢牢把握‘提升能力’这一要求,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争做纪法皆通的能手、调查研究的强手、运用科技的高手。”任振鹤说,只有自身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才能打硬仗、打胜仗,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

2018年3月23日,北京平安里西大街,一个全新的国家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党和国家反腐败工作掀开新篇章。

高效运转的,不止有追逃追赃,还有防逃。

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这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政治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政治性、政策性很强。”参加培训的金华市婺城区监委委员郑云汐表示,纪检监察干部迫切需要提高政治站位,学懂弄通监察法,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开展工作。

改革之后,纪检监察机关成为追逃追赃案件的主办机关,相关工作职能进一步整合,形成了更强大的工作合力。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难题,是国家监委成立后,追逃追赃工作的又一鲜明特色。继监察法后,2018年10月26日起公布施行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意味着“外逃贪官没被追逃回国也能对其审判”。而新制定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规范和完善了我国刑事司法协助体制,明确国家监委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主管机关的地位和职责,“促进对外司法协助更加有效开展”。

浙江省纪委监委机关干部正在专题学习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18年8月,浙江丽水市遂昌县派出大柘镇监察办成立不到一个月,就发现所辖后垄村报账员未能按规定发放有机肥,并有与后垄村干部共同侵占有机肥的问题。监察办查清问题后,对这名村级报账员职务违法问题进行了严肃查处。

打虎:反腐凝聚强大合力,高压震慑引发自首效应

“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史,是一部成长史。”9月26日,浙江省市纪委监委新录用选调人员培训班在杭州开班。今年恰逢纪律检查机关恢复重建40周年,开班第一课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全国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副组长修晓波带领培训学员一起回顾纪律检查史。

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责任人”,县委书记梁玉华多次听取重要事项汇报,主持召开县委反腐败协调小组会议,协调相关部门全力配合县监委开展调查,使案件得以高效顺利推进。

在姚锦旗案中,我方以国家监委名义提出引渡请求,提供合乎法律规范的证据资料,得到了保方的尊重、认可和支持,并非常及时、快速地做出了反馈。

近年来,浙江省纪委监委本着知行合一强本领的目标,高度重视该省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并把它作为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推动纪检监察干部适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新形势新要求的重要抓手来落实。去年以来,全省共组织各类集中培训193场次,培训近20000人次。其中,完成中央纪委、省公务员主管部门选派参训和委托培训76个班次、552人次。

2018年底,中办印发《关于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的意见》,对完善派驻工作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作出全面部署——

监察体制改革以前,党纪只能处分中共党员,行政监察法规定的行政监察对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非党员的村干部、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等相当一部分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都属于无人管、不便管的对象。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六类监察对象,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督全覆盖,填补了原有监督范围的空白。

更为热烈的是每轮培训业务探讨时的提问。“如何在信息分享时做好保密工作?怎么预先精准锁定可能外逃人员让其无路可逃?如何让指挥统筹作用的发挥和具体追逃追赃职能的行使齐头并进……”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被相继抛出,每一次鞭辟入里的讲解后,都让有些“雾里看花”的纪检监察干部豁然开朗。

2018年3月,湖南长沙市长沙县监委向该县农林局发出监察建议书。犹如“当头棒喝”,该县农林局迅速行动,进行专项督查,共收集3个方面21条问题,督促各镇街、村逐一整改到位,并制定出台专门管理办法。

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调查措施,每一项都是“利器”。特别是用留置取代两规,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法治难题,提高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水平。

为全面提升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能力,浙江省纪委监委专门组织全省案件管理和监督执纪培训班。图为全省案件监督管理及监督执纪业务培训班结业式现场。秋子非

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反腐败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制度优势正在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

从各地实践来看,反腐败各环节用时明显缩短。2018年,福建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采取留置措施并移送审查起诉224人,从监察机关立案调查到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平均用时48天,与改革前相比减少近100天。在黑龙江省,省市两级纪委监委审查调查案件平均用时比上一年缩短27天。

据悉,浙江省纪委监委除抓全省各级纪检监察干部的整体素质提升外,还将省纪委监委机关干部的培训工作抓在手上。通过每月组织一次纪检监察学习讲坛、建立实务培训课程体系和师资库、启动干部读书会、建立新进人员结对指导和部门内部学习交流制度等,使机关学习培训不断向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发展。(本报记者
颜新文 通讯员 钱佳 黄也倩)

与此同时,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三项改革”一体推进,向着监督全覆盖、无死角迈进。

事实上,随着监察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监察法颁布实施,纪检监察机关职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前,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分别对特定对象行使反腐败职权:纪委对党员违纪行为进行审查,行政监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为进行监察,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行为进行查处,反腐败职能既有交叉重叠的地方,也存在力量分散的问题。

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到了解公安机关开展境外追逃工作实务,从聆听追逃追赃故事到了解反洗钱工作体系,一场场案例剖析,一位位专家和党员干部的讲授,为学员们提供了知识“盛宴”。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陈刚,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洪顺,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执行董事赵景文……

另一方面,在于政策感召。党纪处分条例、监察法规定,对主动交代、自动投案的违纪违法人员,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让教育培训成为“及时雨”

改革之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决心不变、力度不减、尺度不松,推动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

监察法颁布施行、国家监委成立后,纪检监察机关成为追逃追赃案件的主办机关,从幕后走到台前。监察法专设反腐败国际合作一章,明确国家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和防逃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有关单位做好相关工作。党对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领导进一步强化,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外交、司法、执法、金融等部门积极履行反腐败国际合作相关职责的机制更加顺畅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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