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京官网入口 4

《文汇报》:卅载不改从学志向

新中国培养的“1号博士”

18位博士: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

这是18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名字: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

新葡京官网入口 1

他们中有6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2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

新葡京官网入口 2

2018年6月1日,马中骐向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博士学位证书。

30年前的今天,注定是一个被载入史册的日子——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首批18名博士,就在这一天被授予学位。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1983年5月27日,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因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其余17位新中国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都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学位授予大会。

新葡京官网入口 3

记者追踪这18位博士的足迹,发现他们悠悠三十载从不曾改变从学的志向,传承大师的学者风范和治学传统,是他们一直在坚持的事。在华东师范大学今天举办的“学问、人生——纪念中国首批博士学位颁发30周年专题座谈会”上,18位中国首批博士中的11人将再度相聚,与大学生畅谈治学、共话人生。

新葡京官网入口 4

马中骐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

第一批博士,入学时“不知道自己如何毕业”

2010年,学位条例颁布30周年之际,这18位博士终于全部聚首。在西湖边,他们合影留念的站位与1983年一致,这次增加了冯玉琳。

2018年6月1日,一个简短的捐赠仪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78岁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马中骐将自己那本编号为“10001”的博士学位证书,连同1983年5月27日人民大会堂学位证书授予仪式的请柬和门票、主席台的座位票、次日钱三强院士组织第一批博士座谈会的入场券以及1991年获得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证书,全部捐给了国家博物馆。

“其实,这一批博士当年入学时,并不知道自己能够拿到学位。”一位研究教育史的教授这样告诉记者。因为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招生,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其时,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这首批博士报考时,国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没有硕士、博士之分,只统称为研究生。

今天,丽娃河畔的华东师范大学,他们中的11位从全国各地赶来,重聚上海,畅谈“学问人生”,并与正在学术道路上孜孜求索的在读博士和青年教师深入交流,在两代学者之间架起思想的桥梁。

“这些证书是我国学位制度建立的历史印记,见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拼搏与奋进,我认为把证书留给国家博物馆是最佳选择。”马中骐说。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李志斌教授说,我国首次建立博士生教育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100多年来我国培养博士主要靠外国——解放前主要靠英美等西方国家,解放后主要靠苏联——的局面,实现了博士生培养基本立足国内这一重大战略目标。

30年前,他们是意气风发的中国首批博士学位获得者。30年后,他们均已步入花甲之年,却仍在坚守最初的学术梦想。

偶然

据介绍,早在1951年,国家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在培养,这批研究生统称为“师资研究生”。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打算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1958年,受“左”的思想影响,招收研究生不采取考试,改为推荐入学,只重视政治条件,不重视业务能力,导致研究生质量明显下降。从1961年至1965年,我国一共只培养了近5000名研究生,但并没有授予学位。之后发生的十年动乱,使我国研究生教育中断。

今天,丽娃河畔的华东师范大学因他们的到来而熠熠生辉。他们中的11位从全国各地赶来,重聚上海,畅谈“学问人生”,并与正在学术道路上孜孜求索的在读博士和青年教师深入交流,在两代学者之间架起思想的桥梁。

新葡京官网入口,马中骐是新中国首批授予博士学位的18名博士中的第一位。“这个第一位博士只是按照博士论文通过的时间来排序的,对于我来说,是历史的偶然,并不代表我有多了不起。”马中骐认真地说,“我们这批18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牢记责任,在各自的领域里兢兢业业干工作、搞科研,都没有辜负这个身份,没有辜负国家的培养。”

“文革”结束后,我国面临专门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专门人才奇缺的重大难题,恢复招收和培养研究生成为极迫切的任务。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联系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份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中有批人才,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研究生招生的年龄限制。随后研究生的报考年龄从35岁放宽到40岁,这样,一批优秀的人才获得了深造的机会。

岁月的风霜,没有改变他们彼此的感情和对学术的执著。和他们谈起30年来的人生历程,这些不善言辞的学者,无不是谈到学术时,话便陡然多了起来。“我们的共性,超过了每个人的个性”,作为这次活动的“东道主”,王建磐动情地说,他们这18位中国首批博士,尽管经历了很多事情和波折,甚至是花花世界里的种种诱惑,却始终没有迷失自己的追求和梦想,甚至没有一个人“下海”,大家至今都坚持在学术岗位上。

1981年,他从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取得博士学位后留所工作,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研究,重点在群论方法及其物理应用方面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曾四次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或教学成果二等奖,荣获2004-2005年度王淦昌奖。

1983年5月27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首批18名博士被授予学位。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招生。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博士。1980年2月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教育法律。正是根据这部法律,中国首批18名博士的论文答辩及学位批准在1982年初至1983年间陆续完成。

从上大学到博士研究生毕业,马中骐历经波折走过了整整26年。这一段艰难的求学经历成为马中骐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

18名理工科博士“出炉”后不到半年时间,我国第一批文科博士也被授予了学位。

为表示国家对知识和人才的重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北京市人民政府郑重地把各培养单位的博士召集起来,召开了学位授予大会。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仅有,在其他国家也少见。

1956年由组织选派,马中骐从上海考到了兰州大学,1961年毕业留在兰州大学理论物理教研室任教。1964年又是由组织选派,他以高分考取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师从中科院学部委员、北大物理系教授胡宁先生。谁知一年后,马中骐就不得不中断学业被分到农村参加运动,直到1967年才回到兰州大学执教。

博士生招考,从此有章可循

1983年5月27日,是18位博士一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于下午3点集体接受博士学位的授予。

春天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教授,就是首批文科博士。1981年时,他的导师谭其骧教授应邀参加国务院学科委员会第一次学位评议组会议,葛剑雄作为谭其骧的助手,一同北上。

这也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们既是新中国学位制度的见证者、经历者、受益者,同时也是实践者、探索者和贡献者。”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说,首批18名博士是一个开端,开启了中国探索国家高等教育之路。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马中骐一边参加工作,一边学习专业知识,渴望着有一天能够重返北大校园,完成未竟的学业。1978年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高等学校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安排意见》,决定当年正式恢复招考研究生。但遗憾的是,第一次发布招生通知时,报考人员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

根据1980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我国的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而1981年的这次评议大会,就是为了落实学位条例,确定全国各个高校的博士点,当时评议范围涉及50多个大学科。为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归根结底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30年前,18位博士用辛勤和汗水,实现了自己人生的出彩。30年来,他们历经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始终奋斗在科研和教育的第一线,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民族梦想的早日实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好不容易盼到的好消息,却因为年近38岁超‘线’,让人很失落!”马中骐对于当年的经历记忆犹新。但转机很快来了。当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胡宁院士和其他多位参加会议的老先生联名提案:1964年、1965年的研究生中有一批人才,由于被耽误,没能完成学业,但水平较高,建议放宽研究生报考年龄。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周光礼曾对中国博士培养模式的制度变迁做过专题研究。根据他的研究,学位条例实施后,教育部还颁布了一系列规定,使我国博士研究生的招生有章可循。比如,凡经批准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学科专业,根据需要和可能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招收脱产或在职博士生;招收博士生,实行考试与推荐相结合、笔试与口试相结合的办法,由招生单位组织进行……不难发现,当时的这些规定,直到今天仍在高校博士生招考和博士生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他们是“中国梦”的坚定践行者,也是“中国梦”的最佳诠释者。

就在临考前两个月,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这则消息让马中骐喜出望外,“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来了,用知识报效国家的愿望又可以实现了!”

18名博士,传承大师的治学传统和风范

王建磐:代数是一生的梦想

因为在兰州大学任教的10多年里从未放弃过专业学习,马中骐顺利通过了这次研究生考试,从70余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进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师从时任高能所兼职教授的胡宁院士。

学士、硕士再到博士,这是现在大多数博士生的求学之路。但新中国首批18名博士的求学之路却“与众不同”,他们有的是“回炉研究生”,也有本科没读完就上研究生的。这些博士当时都师从学术大师、大家,他们各自的经历,如今听来,都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段佳话。

在这浮躁的世界中,更需要有人静心地做学问。希望你们就是这样的一批人。

再次考研成功,马中骐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深造机会。在同批学生中,马中骐基础扎实,导师胡宁教授特别准许他重点学好微分几何和英语两门课程,其他时间全部用于科学研究。1981年,我国学位制度正式建立。教育部决定设立博士试点,挑选一批优秀研究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

1978年恢复的研究生考试,只比当时恢复的高考晚了半年。10年没摸书本的王建磐为了保险起见,同时参加了高考和研究生考试。没想到,1978年3月,在华南理工大学当了5个月本科生的王建磐,收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毕业时,34岁的他成为18位博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晨报讯
1977年冬天,570多万中国人走进久违的考场,参加中断已十年的高考。28岁的王建磐正是其中之一。不过,32年后看到《高考1977》这部承载着一代人集体记忆的影片时,王建磐并未感到太多共鸣——和许多为了改变命运而参加高考的人不同,王建磐走进考场是为了圆梦,圆一个做了14年的代数梦。

同年8月,马中骐就接到导师通知,要求他在4个月内提交一篇高水平博士论文。马中骐选择了“磁单极研究”作为论文方向。这是当时一个很热门的研究课题,里面有很多数学问题。马中骐从著名数学家谷超豪教授在复旦大学学报中发表的一篇关于规范场理论的数学方法的论文中得到启发,便尝试着做这方面的研究。他的想法得到了高能所的大力支持,特批他赴上海当面向谷超豪教授请教,得到了后者的悉心指导。经过两个多月的计算,他再次请谷超豪教授审阅研究成果,得到肯定答复后,便着手撰写博士论文。论文成稿后被送请国内多个从事磁单极理论研究的专家教授审阅,国外则请杨振宁、李政道教授把关。

“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洪家兴院士的导师、已故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教授曾多次这样说过。洪家兴、张荫南和童裕孙读研究生时所在的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聚集了苏步青、谷超豪、陈建功、夏道行等一批知名数学家。讨论式教学是复旦大学的传统,在此求学的童裕孙和洪家兴都受益匪浅。童裕孙后来也成为数学系的著名教授,他的课被学生们评为最受欢迎的课。

中学时代,文学曾是王建磐最大的爱好。凡是当时能找到的文学名著,他照单全收。“那时的书很少,学校图书馆的书很快就看完了,只好开始看课本。语文也看,数理化也看。”王建磐回忆说,他自己也没想到,就在看似枯燥的中学课本中,他发现了数学之美,并一生为之着迷。“数学是很美的,这是一种逻辑之美。和其他学科不同,数学是零一逻辑,非是即非,要求绝对精准,不容一点差池。任何数学理论,只要没有经过演绎证明,就只能被称为猜想。”少年时代的王建磐,被数学的这种逻辑美感所深深吸引。很快,王建磐便遇到了数学道路上的第一位指路人——教数学的刘治心老师。刘治心陆续帮他借来初三、高中、乃至大学的数学教材。高中未毕业,王建磐已自学了整个大学的数学课程。

1982年2月6日,高能所举行首次博士论文答辩会。答辩委员会主席是“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院士,答辩委员还有胡宁院士、朱洪元院士、戴元本院士、谷超豪院士、侯伯宇教授、李华钟教授。马中骐由于有过从教经历,答辩进展顺利,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了。之后,答辩委员会闭门讨论并进行无记名投票,一致认为这是一篇高水平的博士论文,当场宣布通过。3月4日,时任中科院数理学部主任钱三强院士为马中骐签发了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其后一年多里,包括马中骐在内的首批18名博士陆续通过答辩。1983年5月27日,新中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马中骐在大会上代表所有被授予学位的博士、硕士发言,既紧张又感到幸福。

“因为是首批博士,在质量上不能出差错,不能让人家指责‘博士的质量也不怎么样’,只要国内高校有一名专家对论文提出反对意见,答辩就得推迟,当时就严格到这种程度。”李尚志教授这样告诉记者。事实上,首批博士生的答辩委员会“超豪华”也超严格。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顶级专家组成,委员会主席是“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院士。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

然而,从1967年开始,王建磐种了3年地,教了2年书,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最灰心的时候,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与心爱的数学无缘了。回忆起这段艰难的岁月,王建磐感触良多,“后来到学校当民办老师,教数学,我已经很满足,觉得哪怕不能搞数学研究,一辈子教数学也算是离梦想近一点”。

兴趣

首批18名博士后来大多从事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工作。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张荫南、洪家兴和童裕孙教授都曾经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老师;李尚志在2003年成为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每学期都坚持给本科生上基础课……首批博士中的不少学者,直到高龄还坚持工作在教学一线。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王建磐已是县剧团里多次获奖、小有名气的编剧。听到他要报考数学专业的消息,当地文艺界人士大都不太理解,劝他留在文艺界,他却毫不心动。“我就想学教学,这就是我最大的梦想。只要有机会,我就不会放弃。”

台前的高光时刻毕竟短暂,身后的研究所才是毕生的舞台。马中骐博士毕业后进入高能所工作。1984年9月,杨振宁教授邀请马中骐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访问学者。在这期间,杨振宁教授把自己认为是“这辈子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推广的Sturm-Liouville定理方法介绍给马中骐,建议用此新方法研究Levinson定理。杨振宁教授甚至把他的计算稿借给马中骐复印后学习。因为此方法具体且物理意义清晰,马中骐放宽了Levinson定理的适用条件,修改了Levinson定理的结论,并把Levinson定理推广到相对论情况。

《文汇报》 日期:2013年5月27日 版次:01 作者:姜澎 樊丽萍

1978年春,王建磐被录取到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入学后没多久,王建磐就发现,数学仍然是心头最爱,于是向老师提出要转数学系。1978年3月,王建磐被录取为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师从曹锡华老师研究“代数群”。既是数学系,又是他最有兴趣的代数方向,王建磐笑着说,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这是能长期保留下来的重要工作,其主要内容被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一本量子力学教科书专用一节详细引用。此项研究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次访问学者的经历对马中骐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把杨振宁教授“基本的问题就是重要的问题”的教导作为科研的准则,这为其今后在量子N体系统转动自由度的分离和量子群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成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链接:

代数梦,成为他一生的坚持。1980年代有领导慰问,在15平方米的宿舍看望他和妻女一家四口,扔下一句话,“世界上还有这么穷的人家”。梦想,即便在他最穷苦的日子里,他也从未放弃。

“我这辈子最大的兴趣就是把没有搞清楚的物理问题搞清楚,再把我搞清楚的问题让别人也搞清楚!”去年底,马中骐完成了一本英文版群论教科书的书稿,对群论方法又有了新的进展和发现。如今,他又埋头沉浸到另一本中文新书的写作之中。

范洪义:淡泊之心聆听物理之美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