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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葡京官网入口】官方资料:内地31名高院院长7人无任何法学学历

  大法官的任命映射着司法现实中的两难,如果倚重本级党委的建议权,司法容易陷入地方化,审判独立难保障。如果偏重上级法院的协管权,这种自上而下的人事本身也是司法行政化的表现,容易影响现有的上诉制度
  因为法官嫖娼事件和“敌对势力”论,让今年4月刚刚调任上海市高院代院长的崔亚东成了关注焦点。
  上海高院法官嫖娼事件发生后,崔亚东在一次针对上海法院系统的“集中教育专项整顿”大会上说,“虽然只是少数法院干部严重腐化堕落,但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上海良好法治形象和法治环境的质疑,也给境内外敌对势力借机攻击党和政府、攻击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提供了可乘之机。”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网友根据公开资料,对崔亚东的学历提出疑问,称其只拥有“中央党校在职大学学历”。
  不仅如此,根据官方资料显示,全国31名高院院长中,大学学历17人,党校学历(含党校在职研究生)14人;法学科班出身11人(含研究生);没有任何法学学历的7人;没有法学学历且无大学经历的3人。
  高院院长什么学历
  法官要懂法,更不要说身居二级大法官的高院院长,他们的知识背景备受关注。
  15年前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一篇《复转军人进法院》提出法院专业化的问题。此后,职业化成为法院系统的推进目标。
  不过,由于“党管人才”的组织原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体制,现实中大法官的来源多种多样,知识与学历背景也完全不一样。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最高法院1997年发布的《法官等级暂行规定》,国家实行法官等级制度,大法官设一级、二级,其中最高法院院长为首席大法官,副院长为一至二级大法官,审判委员会委员至多评为二级大法官,高级法院院长评二级大法官。
  当前中国一二级大法官的总数是47人,包括最高司法机关13位大法官,31个地方高院的32位大法官(新疆高院党组书记与院长分设,均任二级大法官),以及军事法院的两位大法官。这一数字远远高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9名,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官15名的人数。
  据最高法院官网显示,13位现任大法官,除最高法院党组成员徐家新,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学文、贺荣三人无具体学历资料,其他人均为法律本科科班出身。
  相比之下,地方高院的二级大法官的学历则繁杂得多。32位地方高院二级大法官中,仅有天津、吉林、浙江、山东、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青海等9省市高院院长为法律本科科班出身,另有福建高院院长马新岚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专修科毕业,江西高院院长张忠厚曾在西南政法大学函授专业学习。
  与其他党政系统官员类似,有十余位地方高院大法官的资料中,或无法完整显示第一学历,或者第一学历为技校、中专、函授大专,大多通过中央党校学习或进修达到本科或研究生学历。
  大法官的升迁路径   学历背景的不同,大法官升迁路径也不相同。   最高人民法院的13位大法官中,多数人长期从事法律工作,并多在法院系统工作多年。首席大法官周强虽然从湖南省委书记任上升迁,但早先进入共青团中央之前,曾在司法部工作,并任职法制司司长,长期从事法律相关工作。一级大法官沈德咏从江西省高院刑一庭庭长、副院长任上短暂转任江西省纪委副书记,旋即在1998年年底升任最高法院副院长。
  最高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奚晓明,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高憬宏等人则一毕业直接进入最高法院,从普通的审判员升至大法官。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侯猛认为,“尽管大法官很少通过审判案件对法律和司法做出贡献,但大法官个人的法院工作经验会对其公信度有比较大的影响。”
  与最高法院不同,地方高院的大法官很多来自于司法系统外部。据公开资料,内蒙古、河南、广西、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高院院长在任二级大法官之前主要在地方担任党政职务。
  比如,内蒙古高院院长胡毅峰于包头铁路技校桥隧专业毕业后,从呼和浩特铁路局下属工务段做起,历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等多个岗位。
  宁夏高院院长李彦凯从海原县一名助理征税员起步,由海原县法院一般干部,再到吴忠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宁夏地税局党组书记、局长等将近十余个岗位,最后得以升任宁夏高院院长。
  长期从事中国法院研究的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忠认为,“除去成文法和司法解释,各种实体法、程序法的非正式渊源、习惯做法和各种地方性司法知识,使得法院院长进入的知识壁垒越来越高,非长期在法院工作,即使曾经法律科班出身,对厚实的司法知识亦感觉困难。”
  崔亚东由中共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转任上海高院代院长。在其长达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自1974年从部队退伍后,始终从事公安工作。人们担心,这种职业经历与司法工作存在着巨大的知识鸿沟。
  谁能担任大法官?
  虽然法院以独立审判为宪法要义,但在中国,无论是地方官员升迁至高院院长,还是最高司法机关“空降”,抑或是政法机关内部交流,高院院长作为副省部级职位,仍是官员获得升迁的重要位置。
  行政化的任命,对于“独立审判”影响深远,这在建国后对法院院长的任命制度的变迁中可见一斑。
  1949年建国之初,政务院曾规定“今后各地调用司法工作主要干部时,应事前经上级司法部门的同意”。最高人民法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并负责领导和监督全国各级审判机关的审判工作。
  但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改变了此前法院上下级之间的体制,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由政府的司法行政机关管理。
  文革后,中共中央恢复上级公、检、法机关协管权,地方党委对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调配,应征得上级公、检、法机关的同意。1983年干部组织人事管理体制大调整的时候,亦保持了这种“主管+协管”的做法。
  由于位列副省级干部行列,高院院长由中央管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32条规定,“属于上级党委(党组)管理的,本级党委(党组)可以提出选拔任用建议。”据此,本级党委具有任用建议权,最高法院拥有协管权。
  200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具体规定,党委组织部门考察人民法院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时,上级人民法院党组应当派员参与考察。地方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和院长的任免、调动,应征得上级人民法院党组同意。
  根据刘忠的研究,“由于法院是一个专业性知识很强的业务型机构,尤其是法院之间有着审级分工、工作指导等关系,对于现任法官和即将出任法官的人员所需要的业务水准、专业技能,在内部信息识别上,上级法院具有超出地方党委的优势。”
  但地方党委并非毫无作为。在刘忠看来,同级党委“对于院长之外的其他人员的任免决定权和编制、职级、行财装备等事项上的审批权对于院长构成一种反制。”
  在学者看来,现实中,如非征得地方党委同意,最高法院对于高院院长人选的协管权很难行使。由于地方在法院院长人选中的强势地位,司法容易陷入地方化,审判独立难保障。
  为了防止“外行领导内行”,最高法院将协管权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强化。2001年新修改的《法官法》对法官任职资格做了进一步限制:“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
  按照刘忠的说法,“此处的学历增加为本科,不是关键修改。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在党校、函授和各种业大、夜大、自考教育中获得了本科文凭。党校的学历教育中,人数最多的两个专业一个是行政管理,另一个就是法律。关键之处在于将原来笼统规定的‘工作’改为‘从事法律工作’。”
  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从事法律工作”做出的解释是:从事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工作;从事审判、检察工作;从事公安、国家安全、司法行政工作;从事律师、法律教学和研究工作;从事党的政法委员会以及政府部门的法律工作。这意味着,法官的来源被大大限制。
  即便如此,“从事法律”工作的范围仍然很宽泛,地方在高院院长的任命上仍有广泛的选择空间,当公安局长被任命为法院院长时,尽管公众有颇多质疑,但从制度看,却无可指责。
  此后,差额推荐和实行异地交流任职的做法被认为旨在防止司法地方化。不过,在侯猛看来,实行异地交流任职,实际上使得上级法院更便利于下派干部,而这样做可能会影响现有上下级法院的独立地位。
  道理很简单,上级法院的法官面对原来的同事在下级法院所做的判决时,要做出改变就变得很难,最好的选择可能是维持原判,这将使得上诉制度形同虚设。
  同样不能回避的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官的人事安排本身也是司法行政化的表现,后者正是影响司法公正的痼疾之一。

刑事诉讼法专业研究生算起,也已经过去了整整33年。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使我与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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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额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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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卫民  

不知不觉就活到了耳顺之年。依照传统观念和自然规律,一个人年满花甲,就已经进入了他的老年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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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考上北京政法学院(1983年改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专业研究生算起,也已经过去了整整33年。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使我与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至少在形式上我是可以以法律人自居的。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当时的这一人生选择,和国家当代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历史进程是完全契合的。

  
随着员额制改革的推进,法院院长要不要亲自审判再次成为焦点。一位教授在中国法学会举办的研讨会上直言,“最近让院长坐到审判席亲自办案,一看就不会审,有的连基本法律都不懂。”在中国,院长一直是游离于官员与法官之间的角色,也因此受到不少质疑。

这也可以说是顺势而为吧。1974年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江西师范学院外语系读书。1977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助教,实际工作是担任外语系团总支书记和76年级主任。学外语、用外语是可以作为职业来做的,但语言本身更多地是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而存在。当然,毋庸讳言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大学里已经面临一种无形的压力。因此,我当时选择学习法律,既是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是对人生机遇的一种把握,也可以说是困境中一种无奈的选择。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左卫民带领课题组,调研了多个省份的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完成《中国法院院长角色的实证研究》等研究成果。左卫民的研究描绘了中国法院院长运作的实际逻辑。

并非所有的选择都会天遂人愿。1980年,我们一起留校任职的三位同学相约同时报考研究生。章少泉同学报考本系的英国文学专业,他考中了,现在已是江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院长。王永环同学报考湖南一所大学的无线电专业,但未能如愿。他后来改学了大众传媒并取得成功,在那个年代,我们都不知道大众传媒为何物,看来他也是有先见之明的。

  
作为职业共同体的一员,法律家是院长的重要标识之一。对内,无论是对审判工作进行宏观管理,还是司法行政事务,院长也是管理家。对外,不仅要与党委、人大、政协、政府等汇报沟通,也要与公众、企业、媒体等打交道,院长也是政治家。

1983年7月我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组织分配,我来到中共江西省委政法委员会工作。一切都是从头做起,开始主要是从事简报编辑工作,1986年5月担任了研究室副主任。1988年6月调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开始从事司法审判工作,真正的学以致用是从这一年开始的。1993年1月被任命为江西高院副院长、中共江西高院党组成员,在江西高院,我前后工作了10年。

  
左卫民调研发现,与西方欧美等国家的院长相比,中国法院院长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管理事务,处理不同机构和组织间的关系,管理家和政治家角色强调更多,而法律家角色则较少。西方都呈现法律家——管理家——政治家的演变体系,中国大致呈现出管理家——政治家——法律家的角色体系。

1988年后,我的工作岗位变化,只是在人民法院和纪检监察两大系统流动。1997年3月由江西高院调任中共江西省纪委任常委、副书记。1998年10月又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同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副院长,同事笑谈,中央一纸调令我又归队了。在这个岗位上我打了一个“抗战”,一干就是8年,先后分管过刑事审判、告诉申诉、立案信访、审判监督、民事执行、国家赔偿、司法改革、调查研究、应用法学、新闻宣传等项工作,一直兼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少年法庭指导小组组长等。需要提及的是,2001年,由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肖扬授予二级大法官。

  
针对公众和律师的调查问卷也体现了上述特点,受访者反复提及的是院长扮演管理和沟通协调的能力,比如对某两市273名律师的问卷显示,这一比例高达7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是1995年颁布施行的,至2013年3月全国两会开过,根据该法授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大法官,在职在岗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真可谓硕果仅存了。2002年,在中共党的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在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纪委常委。2006年下半年,上海社保资金案东窗事发,同年11月我被中央急令“空降”(借用当时“新闻”用语)至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同时由上海市委任命兼任上海市社保资金案专案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当时大家都说这是“临危受命”,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这一工作变动对我个人而言确实是突如其来、毫无思想准备的。

  

同样是没有多少思想准备,2008年4月,我又被中央一纸调令调回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为正部长级,同时由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王胜俊授予一级大法官。上海的这一段工作可以说是来去匆匆,但所经历的事情终身难以忘怀。在以年度为计算单位的官方公布的履历表上,从2006年到2008年,我在上海的工作前后有3年时间,但实际时间只有一年半,所以,每当有人问我在上海工作了多长时间,我就会笑答:3年1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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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4月工作交替期间,有件事情值得一提。是年4月4日,我主持召开了上海专案组全体工作人员最后一次大会,除对专案工作进行总结外,很重要的一项议程是传达市委的决定,宣布自即日起撤销该工作组,后续工作分别移交给上海市纪委、市委组织部等。五天后的4月9日,中央组织部即派员到上海对我进行任职考察,中央新的任命及提名文件是4月18日下达的,全国人大常委会4月24日通过了最高法院副院长的任命。

  
调研发现,在当代中国法院院长的多元角色期待中,管理家处于核心地位。作为管理家的活动大致包括审判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两大场域。

后来的有关报道和传言,以上述时间差推测,认为专案组的解散与我就任新职有关。事实上,在4月8日前,我对自己的去留还一无所知。及时宣布结束专案工作,既是正常工作程序的结果,也确有政治上的考量。事实上,当时中央专案组的人员也大多已经撤回,前方工作组亦由上海移驻临近的江苏昆山。因此,上海专案组的寿命与我在上海的工作时间几乎一样长,那只是一个巧合。

  
司法政务管理主要涉及法院组织内部人财物等资源的配置,以及为维护法院组织利益与法官个人利益而进行的对外协调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律师、公众以及法官等受访者对院长能否用好人十分看重。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我称之为“老家”的最高法院,又干起了老本行的工作。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周强同志说,作为一个法律人,能够在最高法院工作,是应当引以自豪的。我深有同感。从1998年至今,我两度在最高法院工作,已有十六个年头,从年龄上讲,由1998年的44周岁、尚可算作青年,越过了人生的中年,已经迈入了老年。再上溯到1980年,30多年的时间,从研习法学到从事法律工作,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自己最热爱的事业。没有说过多少违心的话,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办了一些有意义的案件,三十余年初衷不改,此生已无遗憾。

  
院长是管家,内部管理不单是规则,也掺杂着各种“人情世故”。一位庭长说,法院内部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动一个位置的人,相应的几个位置可能就都要动才行,不然就搞不好。法院里的同事还是有个相互处关系的问题,也是院长的重要工作,比如,竞争上岗后被淘汰的人,双选后落选的人,原部门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回去,但各个部门都不要,你把这些人往哪里放?有些部门都不愿意去,但工作还是必须有人做,你又把谁安排去?
这些都需要院长出面做工作,
把事情摆平但又不能做得太绝,否则要影响内部的稳定
这些都考验院长的拿捏手艺。

作为一个法律人,法律知识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更为重要的,恐怕是作为一个法律人那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的养成,这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习惯于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去认识和处理问题。这一点在司法审判工作中自不待言,说最高法院的法官是最讲法的一个群体一点也不为过,如果谁有机会列席一次最高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或者旁听一次庭审,就知道我此言不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对于广大法官而言,这是必须养成的职业习惯和必须坚持的职业操守。

  
怎样调动法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调研时一位中院领导说:讲大道理,虚的,作用不大;要实在的,那就是奖惩要分明,工作业绩如何评估,津贴奖金怎么发放,要让大家努力工作一年有个盼头;晋升依据怎么定,让年轻人有奔头,让有才能的人能突出出来,整个队伍才有动力;案子出了问题怎么负责,责任如何划分;做得多的和做得少的在待遇上如何区别,等等。方案最终是院长拿主意。院长也担心,处理不好也涉及法官们对院长的评价,甚至考核。

对于一个法律人,如果不处在法律工作岗位,又该如何坚守自己的职业习惯和操守呢?在这里,我想举两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2006年到上海工作后,在社保资金专案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我第一次提出了以司法标准查办专案的要求。大家知道,司法基于独立公正和证据裁判原则,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的标准是最规范,也是最严格的。以司法标准来查办专案,能够最有效地防止案件办理工作出现“翻烧饼”现象,而这种“翻烧饼”现象,在上海社保资金案前后的一些专案工作中,多少都发生过。

  
对外方面,为法院和法官争取利益占据院长大部分时间,一位基层法院的庭长称,我们院长80%的时间都是在处理这些事情。

我的这一工作理念与要求,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赞成,尤其是得到了作为专案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案组组长、时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滕一龙同志的大力支持并在后续的工作中身体力行地带头贯彻。同时,我们这一主张也得到了中央专案组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由于上下的共同努力,上海的这一专案工作只用了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就基本实现了中央提出的“彻底查清案情、挽回经济损失、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要求。在2008年我离任话别时,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曾意味深长地说,社保资金案的查处,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没有出现任何反复,也没有留下任何的后遗症,要做到很不容易,是值得很好总结的。我想,这一成果,决定于党中央、中央纪委及上海市委坚强有力的领导等多种因素,但同时与我们所倡导的较为严格的办案标准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院长亲自出面往往是官场实际运行规则之一。上述基层法院庭长表示,很多事情必须院长亲自出马,你要是派副院长去的话,人家理都不理你,正院长面子大,人家只认你正职的。

另一个例子,就是2007年初,在上海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会议上,我在讲话中明确提出,查办案件工作,要讲法纪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但法纪效果始终是第一位的,没有良好的法纪效果,就不可能有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效果,这个关系是不能颠倒的。事实上,这就提出了严格依照事实与法纪标准查办案件的问题,意在排除一些案外因素的过分考量和干扰。而且,在会后不长时间,根据我提出的工作要求,上海市纪委就在全国率先规范了违纪名称,统一了全市的执纪标准,同时还制定并实施了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执法办案最低装备标准。这件事情,我认为对上海市纪检监察机关形成正确的执纪理念和规范执纪办案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

  
左卫民调研也发现一些例子,比如,某中院前任院长就因为票子问题解决不好,导致该院办案经费不足,甚至因拖欠电费而被供电局拉闸限电多次。

上述两个事例说明,即使在非法律工作岗位上,一个法律人,以他的专业背景和思维方式,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可以乐观地预见法律人将会有更多的机会,在更多的领域、更大的范围内大显身手。

  
一位中院政治部主任感叹,协调能力行不行,和政府机构的关系沟通得好不好,说白了就是要不要得到钱。全院的经费装备干警的福利那些东西都要用钱,解决得到实际问题才是关键!你懂法律又怎样,会审案子又如何,首先经费保障不了的话,法院就没法正常运作,其它工作就都是无根之水。

于个人而言,2012年11月,在中共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一件不能不提及的事情。面对这个政治高度,我既心存敬畏而又感到诚惶诚恐,毕竟在205名中央委员中,法科出身的人是一个极少数,我相信这个人数比例今后会慢慢地多起来。

  
左卫民分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长期以来由行政官员出任法院院长的现实合理性,应对这套规则,行政机关出身的领导显得更为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