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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习近平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10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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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葡京官网入口,究竟多大算青年呢?不同的国家、地区和社会组织对于青年的定义都不尽相同
。其实,青年不是某个年龄段,而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青春,是理想,是奋斗,是磨砺,更是成长。是不是青年,不能光看岁数,更要看走过的路,做过的事。


文/若水希言

今天《旗帜》主角的故事,要从他还不满16岁的时候讲起。按大多数人的理解,这只是一个孩子刚刚迈进青年门槛的年龄。本该在学校念书,他却从北京一股脑儿扎到了陕北的农村,一呆就是七年。几十年后,当年那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已经成长为党的领导核心。他,就是习近平。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记述了40多年前总书记在梁家河知青时期的艰苦生活和成长历程,反映了青年习近平重感情、讲情义,勤于思考、善于思辨,志存高远、知行合一的品格风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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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之子:重感情、讲情义

利用空闲时间把《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看了两遍,每次都有不同的感悟。作为一个95后,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干货,喜欢鸡汤,喜欢打鸡血,很难静下心来去看这类书籍。

1968年底的一天,北京八一中学的一间办公室外人头攒动。正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如火如荼,在校的初高中生几乎全部前往农村。向学校提交注销北京户口的申请,是办理下乡插队手续的第一步。习近平,也站在这个队伍里。

青年习近平是一个重感情、讲情义的人,他对群众的感情是实在的、具体的,而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他把自己称作农民,把这看成很光荣的事。他和群众打成一片,无论是老汉、后生、娃娃、婆姨,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块儿。他办事有条理,说话有道理,群众把他看成自家人。他眼里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他尊重每个人。他与人交流、谈话的时候,即使对方是再穷的人,他也全神贯注地听。

今年我也读了不少书,不乏一些评分很高的书籍,但我强烈推荐《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首先,我们是中国人,就应该了解伟大领袖的事迹,其次,习大大为普通老百姓做了那么多实事,我们更应该学习他的精神。

办公室负责人齐荣先老师看到习近平主动报名,吃了一惊:因为他在校表现优秀,因为上学早,其实还不到插队的年龄,明年是有可能留北京工作的,这显然要比去八竿子打不着的西北农村好的多。然而,无论怎么劝说,习近平却依然坚决地在申请表里填上了志愿地:陕西延川。要知道,那时他的父亲习仲勋可是一位“副国级”干部,但是因为遭受政治诬陷,仍处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监管审查之中。因为受到牵连,习近平也被打上了“黑帮子弟”的标签。16岁的孩子,就这样背着一个行李箱和姐姐给带的一袋子水果,离开了对他而言看似繁华却动荡不安的北京,踏上了通往未知世界的火车。

青年习近平对人民群众的这种感情,从书中可以看到很多例子。比如,年纪轻轻的他就很本能地看重中国的人情,对革命前辈很尊重。他们一帮知青刚到梁家河的一天早晨,习近平和同伴走到一户人家院子里,得知主人的老母亲——一位当年支持革命的普通妇女,因年迈过世,习近平先是客客气气地征求主人家的意见:“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然后进到窑洞,面向炕上老人的遗体恭恭敬敬地鞠了几个躬。只要对革命做过工作,哪怕是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青年习近平都对她们怀有崇高的敬仰之情。这是一种朴素的发自内心的真挚的感情,也可以说是流淌着红色血脉的亲情。

这本书以访谈稿的形式来写,分三个部分,分别为“知青说”“村民说”“各界说”。听别人说,看别人眼中的习大大,才能更真切的了解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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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习近平对人民有感情,人民对他也有感情,1975年在他离开梁家河时,一推开窑洞门,全村男女老少站满一院子自发为他送行,送了一程又一程,依依不舍。村民们唯一一次看到习近平落泪,是他这时赶忙走过去搀扶一位前来送行的双腿残疾的村民。离开梁家河后,他还是念念不忘当地人民,力所能及地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比如,在厦门工作时他写信给延川县委书记帮忙给村里通电;在福建省委工作时联系给村里办了所学校;他两次帮助一位患骨髓炎的村民治病,救了他一条命。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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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13日,八一中学20多个同学踏上知青专列,辗转3天来到了延川县文安驿公社。公社举行了简短的招待会。各村来接知青的村民,都蹲在墙根院角远远地看着这些从北京来的“高干子弟”吃饭。后来知青们才知道,那天招待他们的白馍和猪肉炖菜,是当时公社能拿出的过年才舍得吃的好饭菜。饭后,习近平等15名知青被分配到了梁家河大队。

15岁时,习近平来到黄土地时也曾迷茫、彷徨,然而22岁离开时他已有了坚定的信念,那就是:“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走到哪里,永远都是黄土地的儿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干一切事情都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通过《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书中的许多事例可知,这一坚定的理念是有其情感基础的,这和他青年时代对人民的深厚情怀是一脉相承的。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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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放青年:志存高远、善于辨析

1969年1月13日,这一天习近平与北京市其他学校的知青乘知青专列奔赴陕北延安农村,开始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历程。这一年,习近平还不满16岁。

民以食为天。吃惯了精米细面,遇到了陕北的粗粮,知青们的喉咙都“燥得冒烟”。他们甚至连做饭烧的柴火也不会砍,经常是搂了一堆干草烧不熟一锅饭。吃饭问题只是知青们遇到的第一关。后来,习近平在一篇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里回忆到,除了“饮食关”,还有跳蚤关、劳动关、思想关。跳蚤咬得大家身上都是奇痒无比的大红包,一抓破就会流血。劳动关就更考验人,大队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十分,而知青们一开始一天只能拿五六分,用陕北话说,“连一个婆姨也不如”。

青年习近平思想很活跃、很解放,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辨。他头脑中新思想新观点新想法很多,有年轻人特有的激情与闯劲儿。比如,他读诗读到兴奋处,会跑到院子里大声朗诵,有时在山上劳动时也会朗诵。每每读到书中这些地方的时候,一个慷慨激昂、豪放自信的青年形象就跃然纸上。

就这样未满16岁的他,在延安一待就是七年。

饮食关、跳蚤关、劳动关,其实都还是皮肉上的困难。对于知青来说,“思想关”才是最难过的一关。很多知青来之前,对于革命圣地延安是怀揣着一种未知的崇敬。可一看到眼前光秃秃的黄土地,有些知青甚至怀疑是走错了路。最初的几个月,由于没有长期的观念,干活也很随意,老百姓对习近平等知青的印象并不是太好。不到两年,周围家庭成分好的知青陆续通过招工、参军的途径走了一大半。相比之下,像习近平这样的所谓“黑帮子弟”,走出黄土高原的可能性在当时看来真的十分渺茫。

青年习近平勤奋好学,读书到了夜以继日的程度,这在同伴中是有口皆碑的。但重要的是他不读死书、死读书,而是带着问题读、带着思考读,有自己独特的分析对比方法。一方面,他会就一个观点、一个史实找出很多相关的参考书籍来阅读比较,从不同的侧面去了解和分析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他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也会跟别人进行讨论。这样,就历练出他思路宽广、思想活跃、善于辨析的能力。

他与同行的雷平生等人一起分到了延川县梁家河大队后队,从繁华的首都初到黄土高原的山沟里,首先得过“四关”,即“跳骚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每一关都及其不易,而作为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更是面临重重困难,如果说别人是从零开始,那么习近平就要从负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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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习近平是一个志存高远、有远大抱负、崇尚革命英雄主义,而又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有为青年。

但他从未怨天尤人,而是化悲愤为动力。作为革命的后代,他对党天生有着崇高的敬意,对劳苦大众始终满怀热心。

到梁家河的第一个冬天,苦闷孤独的习近平按捺不住,跑回了北京,又被送到父辈曾经参加革命的太行山根据地。姨和姨夫给习近平讲当年如何做根据地的群众工作,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听了长辈的话,习近平回到梁家河。母亲齐心还特意给大队支书梁玉明写了一封信,恳请支书好好管教近平,帮他渡过难关。渐渐地,村里人发现,近平开始变得踏实,劳动上也更加积极主动。到1972年再次回北京探望父亲前,习近平已经是一个可以挣满十工分,与村里人相处融洽的“自家人”,也开始参与村里的各项工作了。

在陕北的7年,不论头顶上“黑帮子弟”的帽子多么沉重,青年习近平追求进步的信念执著而坚韧,他一次又一次地写入团、入党申请书,他先后写了8份入团申请书、10份入党申请书,直至最终实现自己的愿望。

1973年后半年,习近平去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参加“整队”工作,这段时间他不负众望勇挑重担,积极参加农村的生产,带领农民为改变生产生活面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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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习近平在插队生活中,带头参加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学会地道的延川方言,把每件事都干得很漂亮。他在借调到赵家河大队整队时,把公窑外面又臭又脏的厕所修好了,这看似一件小事,意义却很大。他搞整队成绩出色而被提拔担任了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以满意的答卷踏上他步入政界的第一步。在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他办沼气有模有样,真把农户家的灯点亮了;他亲自下到井里带领村民打水井,解决了全村的吃水问题;他办了一个铁业社,解决了社员劳动工具的需求;他带领村民打坝地,给村里增加了几十亩耕地;他还种烤烟、办代销店、办缝纫社,等等。上世纪80年代,他从耿飚秘书的岗位决定下基层到河北正定做农村工作,也是抱着“干好了成就一番大事,干不好就在下面为老百姓做些实事”的踏实态度。

当时知青吃的粮食比农村社员要宽裕些,大家吃的是黄澄澄的玉米团子,而老百姓吃的是糠团子,习近平就会用他的玉米团子和老乡换饭吃。因为身处其中,与老乡接触得越多越能了解到当时农村的落后与老乡生活的艰苦。所以更加激发了习近平要帮助农民改变生活的决心。

从不习惯、不适应到与老百姓打成一片,除了家人的鼓励支持,陕北百姓的接纳包容也至关重要。同在延川县的知青黑荫贵回忆,知青吃的粮食要从大队社员分配的粮食里拿出来,村民却从来不抱怨知青抢了自己的口粮,反而是觉得城里的娃娃来这里受罪吃苦,应该帮他们一把。不仅如此,老乡们还手把手教知青劳动,家中有了一点肉、操办喜事的时候都要邀请知青们来家里做客。老乡们对知青生活上照顾有加,思想上也从来不“看碟下菜”,疏远所谓成分不好的知青。在淳朴的陕北百姓眼里,干活好坏远比出身好坏更重要,虽然可能是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却十分尊重有知识、有文化的“好后生”。在那样的年代下,这样宝贵的品质,就像坚实的臂膀,为知青们撑起了一片晴天,一方厚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