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葡京官网入口】洪秀全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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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简介

一、农民战争——改朝换代的动力、封建政治制度的自我调节机制

秦晖 (进入专栏)
 

洪秀全(公元1814年1月1日——公元1864年6月3日),家族班辈取名仁坤,小名火秀,长大后自行改名秀全。诞生于广东花县福源水村。拜上帝教创始人,在宗教的基础上建立太平天国。

农民起义部队的构成是相当复杂的,并不是由单一的农民组成的。从主要成员看,它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从基层看,是贫苦农民,他们求生存,要活命,反对剥削与压迫,因而参加起义。他们是农民起义的主体力量,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从上层领导人看,他们和基层成员不一样。农民起义一开始,他们就抱有做皇帝、做高官的政治欲望。从陈胜、吴广到洪秀全、杨秀清都是如此。广大戍卒中途遇雨,滞留大泽乡,不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到达目的地渔阳,按律当斩。陈胜是戍卒,但担任“屯长”,是个小军官。早年他曾对穷朋友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遇雨后,他与吴广合谋,策动戍卒起义。鱼腹藏书——“陈胜王”、篝火狐鸣——“大楚兴、陈胜王”,都显示了陈胜、吴广发动戍卒起义的政治目的。太平天国起义,李秀成也说,当年他家无田无地,“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拜上帝后,有吃有穿,无灾无难,因而参加了太平军,拜了上帝。他又说:“欲立国者”,皆洪秀全、杨秀清等“六人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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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36年春,洪秀全第二次参加府试,结果仍然落榜。落榜后某一日,在街上碰到两名传教士,传教士赠送一套名为《劝世良言》的九本小册子。洪秀全当时随手翻一下,并未细读,便将之放在一旁。公元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落榜,某日,表哥李敬芳探望他,看到一套《劝世良言》,便借回家阅读。读完之后,向洪秀全推荐这套书,洪秀全仔细读了这套书,正式开启与基督宗教的接触。随后,两人依照书中的仪式,自行洗礼,皈依上帝。洪秀全首先说服的是堂弟洪仁玕(1822——1864)以及好友冯云山(1815——1852)。公元1843年创立拜上帝教,公元1844年离开花县开始传教活动,依照《劝世良言》的内容主张将孔子、文昌等传统信仰之雕像通通销毁。洪秀全思考传教的受阻,开始创作拜上帝教的教义,力图证明拜上帝教并不是「洋教」,竭力从中国的儒家经典寻找拜上帝是中国古代本来故有的宗教信仰。

在农民的血泊中,起义领导人如愿登上皇帝的宝座,实现了封建专制王朝的改朝换代。新王朝采取若干有利社会发展的措施,社会出现了新气象,农民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因此改朝换代也有它的历史进步性。

  

公元1847年洪秀全到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1802年——1871年)广东教堂学习基督教道理。待了一段时日,无以维生,且罗孝全也不答应帮洪秀全受洗,洪秀全就离开广州前往广西紫荆山寻找好友冯云山。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三年,有三千人左右入拜上帝教,洪秀全来到紫荆山后,冯云山推崇洪秀全为教主,拜上帝教形成了初步的组织。并且于该年与冯云山一起拟定了《天条书》,此书确立拜上帝教的基本观念、敬拜仪式、戒律。

我们还可以跨出朝代更替,从整个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来考察农民战争胜利的历史作用。

  从“太平天国民谣”谈起

公元1848年洪秀全与冯云山合编一本《太平天日》,其中记述1834年洪秀全大病期间的宗教际遇。在病中,洪秀全声称自己升天面见天父「皇上帝」,天父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差遣他做统治天下万国「真命天子」。此书也提及耶稣为洪秀全的兄长,且皇上帝有妻子,彻底改造基督宗教教理。公元1848年,冯云山被捕入狱,洪秀全奔走两广之间营救,此时紫荆山地区拜上帝教缺乏首领,杨秀清(1823年——1856年)、萧朝贵(约1820年—1852年)两人挺身而出,分别宣称天父、天兄附体。1852年萧曹贵于长沙战死,所以只剩下杨秀清有附体显圣的能力。(www.lishixinzhi.com)这也为后来的天京事变埋下了伏笔。

董仲舒发挥了“天人合一”思想,认定人间的社会关系都是天定的秩序。“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专制政制是不变的。但他又发挥了“天人感应”思想,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秉承天命做了皇帝,如果他失德,做错事,天下动荡,天又会降灾害、怪异以警告他,要他改正;警告无效,则降“殃咎”以惩罚他。“殃咎”当然包括“汤武革命”、刘邦发动的农民战争一类事件在内。农民战争反抗失德的皇帝,从而推翻旧皇帝推戴新皇帝、建立新皇朝,也就符合天意了。董仲舒又提出“三统”说,认为“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改朝换代以后,一切照旧也不是天志,必须有所革新,包括迁都、改变朝代名称,改换正朔等。这些都是在维护专制政制范围内的革新。推而广之,轻徭薄赋以恢复农业生产;宽刑礼下以安抚人心,都是允许的。这样的理念为皇帝专制政治制度的延续增加了一点活力。

  

1850年底由于拜上帝教发展已颇具规模,且当时清廷对于广西地区掌控较为松懈,此时洪秀全将宗教与政治结合,依照宗教的理想建立太平天国。在人事组织方面,太平天国前期由五王组成,分别是: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1815年——1852年6月10日)、北王韦昌辉(1823年或1826年——
1856年)、翼王石达开(1831年——1863年)。

人物已非,政策调正,但制度依旧,这是皇帝专制制度内的自我调节。轻徭薄赋,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宽刑礼下,士人的工作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因此,这种皇帝专制制度的自我调节得到社会的认同。

  太平天国,曾经在我国历史教科书中拥有双重的光环:她既是“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传统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又是“中国近代史上三大革命高潮中最大的一次”。1950年代的小学课本中甚至有这样的“太平天国民谣”:“毛竹笋,两头黄,农民领袖李忠王。地主见了他象见阎王,农民见了他赛过亲娘。黄秧叶子绿油油,忠王是个好领袖。地主见了他两脚抖,农民见了他点点头。农民领袖李秀成,是我伲农民大恩人,杀了土豪和恶霸,领导我伲把田分。”

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正式定都南京,改称天京。洪秀全称天京为「小天堂」,进入小天堂是享受暂时的福乐,但是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都沉溺于安逸的生活以及权力的斗争。由于杨秀清有天父附体的能力,常常藉由天父附体与洪秀全对峙,且当天父附体到杨秀清身上的时候,因为洪秀全为天父之子,所以只能匍匐在前,令洪秀全十分不满。长久下来,引发杀机,最后放任北王韦昌辉谋杀杨秀清,导致太平天国陷入混乱。天京之乱后,洪秀全为了重新建立领导核心,且避免宗教信仰破产,将谋杀杨秀清的责任推到韦昌辉身上,且定调为「遭陷害」,是天父要将杨秀清调回天上,所以大劫难逃。且以宗教的神权至上为基础,开始一系列改国号、改称号。试图稳固个人统治政权。以自己和妻子的梦境成为天启的代言,做为国家大事处理依据。

如果造反失败了,农民战争被专制皇帝镇压下去了、按照“天人感应”的理论,这也是“天志”。“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成为传统史论的准则。刘邦、李世民、朱元璋等成了专制皇帝;黄巢、张献忠、洪秀全等都成了“流寇”。

  如今恐怕只有鬼才相信晚清的中国人会唱出这种充满现代意识形态词汇的“红歌”。事实上,由于李秀成在1960年代被毛泽东钦定成“晚节不忠”是个“叛徒”,这首“红歌”便成了黑歌。文革期间其真正的创作者还被揪出来斗了个不亦乐乎。而有趣的是,上述“民谣”在近年颇为流行的唐浩明小说《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等书中又出现了,可见还真有人把太平天国看成“农民领袖”领导农民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那么个故事了。

公元1864年眼看天京即将被攻下,洪秀全认为皇上帝会派兵营救,因此不须撤离。在清军兵临城下,南京缺粮的时候,洪秀全带头食「甜露」。所谓甜露是指野草煮水。并说食甜露可食饱长生。最后,洪秀全疑似食甜露而导致中毒,也拒绝治疗。在临终前颁旨自己将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天兵保固天京。

“天人感应”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存在,董仲舒不过是加以系统的发挥。

  “民谣”自是胡诌,但太平天国对后世的影响确实可观,包括贡献了若干现代词汇。“起义”这个词就是太平天国自称的,天国官书中多有“广西倡义”、“金田起义”的说法,这是我们后来把陈胜吴广以来的造反,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发动的武装革命(武昌起义、南昌起义等)都叫做“起义”的由来。

综观洪秀全毕生的宗教思想,早期对于基督教尚未熟悉,正在学习阶段,仅以上天见天父一梦以及片段的基督教知识为思想基底。但此时除了面见天父与天兄的思想不合传统基督教教义之外,其余的博爱精神、反对崇敬天父以外的神灵的宗教思想与当时的基督教相去不远。中期,洪秀全重新拾回儒学,开始与基督教教义渐行渐远,此时洪秀全对基督宗教的知识较为丰富,也依照自己的意见开始大幅度更改基督教教义为自己所用。重新诠释新、旧约,以中国伦理价值重新解释圣经,并且将清廷解释为经中的魔鬼,试图透过宗教的论述团结信仰对抗清廷,并且将自己等同为犹太人重要的王麦基洗德。晚期,洪秀全的宗教思想只为了面对天京之乱后的政权不稳定,不断强调自己的皇上帝之子的特殊身分,其余之外并无太大创新。

农民战争是改朝换代的主要动力,也是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内的自我调节,有利于辉煌的古代文明的形与发展,这也导致了中国皇帝专制政治制度的长期延续。

  但是总的来说,改革以后太平天国的地位是大大地下降了。改革前她是最热门的历史研究课题之一,而改革后,从电子文献库中可以检索1984年至今的4万多篇文科(哲学人文社科各类)博士论文,其中只有一篇以太平天国为题,而以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为题的却有4篇;有12篇以太平天国为关键词之一,而以曾国藩为关键词的却有15篇;49万多篇文科硕士论文中,也只有区区36篇以太平天国为题,以曾国藩为题的却有51篇,56篇以太平天国为关键词之一,而以曾国藩为关键词的有131篇之多。太平天国受到的冷落可想而知。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将教育与礼拜制度结合,其明定每二十五家设一礼拜堂,并且明定星期日的礼拜制度。透过星期日礼拜,传播太平天国教义。担任太平天国的部分官职,星期日必须到礼拜堂讲圣书,顺便监督民众是否遵守教义。在中国的土地上首次以国家政治权力结合西方宗教生活实践。在土地制度方面,背后精神为均富的思想,也可以说是来自洪秀全所习得的爱人如己的基督教精神。

二、太平天国起义爆发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它是一次失败了的农民战争,但带有时代的特点

  尤其是前些年“邪教”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太平天国一度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改革时期对“农民革命”不以为然的思想至此又走向了妖魔化造反者的另一个极端。太平天国被描绘成一场愚昧野蛮罪恶多端的“邪教”运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版、潘旭澜编辑的《太平杂说》收集了35篇文章,几乎都是这种观点。著名太平天国研究专家史式先生则举出五条“邪教”标准,“以这五项标准来衡量,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但是他又说太平天国里还有冯云山这样的好人,所以也不能说除了邪教就没有别的。“太平天国可以称之为一场流产了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指出,太平天国是邪教。曾国藩的邪教评价也一直影响着洪秀全的历史定位。身为太平天国的领导,同时也是拜上帝教的教主,其历史地位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论说。太平天国被认为是邪教,教主自然也就是邪教教主。然而,另一面较为正向的评价则指出洪秀全起初并无与朝廷对抗之心,是因为当时清廷的衰微以及宗教的启发,所以产生了革命的念头。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曾经指出,洪秀全是近代民族革命的先驱。在政治方面的革命起义来说,现代知识分子普遍认同其改革的勇气与精神。但是在宗教的方面,与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大幅牴触,而且又杂揉太多中国宗教的元素,普遍不能被当时以及现代的基督宗教团体认同。

到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已经十分腐败、中国社会又走到改朝换代的十字路口。这可以当时人的著作为证。

  

一是龚自珍揭露当时是一个“衰世”,“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奚暇问年岁”,他呼吁清王朝自动进行改革。

  太平天国是一场大规模的传统“民变”

二是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指出当时“真有民不聊生之势”。

  

三是龙启瑞的文章说:“粵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

  这样我们就陷入了过去对此类事件评价上的两极循环:要么是十恶不赦的“贼匪”,要么是形象伟大的“起义”。其实,历史上对这类事件本有个平实得多的说法:曰“民变”。

但是,清王朝统治集团拒绝任何改革,听任腐败下去。它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社会要发展,首先要推翻这个障碍。

  我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大型“民变”始于西周中期的“厉王流彘”,当时周厉王是个暴君,他不但横征暴敛,而且面对民怨沸腾又厉行言论管制,弄得百姓“道路以目”,终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百姓发动“民变”推翻暴君,把他流放到“彘”地,由大贵族周召二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适应了推翻清腐朽王朝,打破社会发展的阻碍,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太平天国的正义性质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西周诸侯林立,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周天子就算是暴君也管不了“天下”。所以那场“民变”其实只是首都的一场民众政变。秦以后就不同了,暴君暴政可以危害天下,“民变”席卷天下也就成为可能。

在19世纪40—5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发动农民起义,即使起义成功、推翻清封建王朝,也只能起改朝換代的作用。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最终走向失败、改朝换代的历史作用并没有完成。它与历史上的黄巾起义、黄巢起义、张献忠起义、李自成起义一样,是一次失败的农民战争。

新葡京官网入口,  按我们先人的传统看法,“民变”主要是“官逼民反”。它或是由朝廷滥用民力(如秦末、隋末、元末)、横征加派(如明末)引起。或由朝廷严厉的经济统制(榷茶、博买、海禁、矿禁等)绝民生路而激变。或因官府严厉的户口控制与流民潮发生冲突。包括官府强制迁徙或强制阻迁(封禁、遣返、追逃等)均可激起民变。或由于吏治腐败、法外敲诈而激成民变(常与以上三因素叠加)。当然也应考虑非社会因素,如天灾等。

但是与历史上失败的农民战争相比,太平天国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吸取了西方文化。

  不过,民间社会内部的差别,尤其是过去被极度强调的租佃关系下地主与农民(指佃农)的矛盾,在“民变”中并不起什么作用。这倒不是说地主和佃户就没有矛盾,像现在有些人讲的那么“和谐”。实际上,由于我国历史上的民间租佃关系主要是一种经济契约关系,“经济人理性”比较早熟,不像许多国家传统上农民固定地依附于主人,容易形成“温情脉脉的”关系。我国的主佃之间往往讨价还价,发生纠纷的频率比他们高。如果因此闹出治安事件,历史上就叫“佃变”。但是,我们的先人一般都不认为“民变”与“佃变”有什么联系。民变是“官逼民反”,是冲着官府来的。而佃变是民间社会内部的主佃纠纷,官府要么是局外人,要么是调解人。佃变扩大为民变的事历史上几乎没有见过。

鸦片战争以后,一个重要的文化特点和社会需要是吸取西方先进文化,改造中国,推动中国社会进步。至于学习西方文化的哪些内容,怎么学法,需要一个探索过程。“师夷长技”是一种看法。在1
9世纪40年代洪秀全走了另一条路子——肯定基督教关于上帝的思想。这条路子的形成,就洪秀全说,也是思考的结果,不是即兴的产物。

  过去我认为即便是现代的共产党革命,土地的因素也并不像以往强调的那么重要。历史上更是如此。近年来我发现这样看的人越来越多,已逐渐成为通常的认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的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就是这样看的。该书认为: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谓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

洪秀全读了《劝世良言》,联想到中国古籍诗、书、易、孟子等书中提到的有关“上帝”、“皇矣上帝”的内容,他肯定上帝的存在与权威。他相信皇上帝是至高无上的造天造地造万物的大主宰,人人皆敬畏他、崇拜他。从这一个观点出发,他认为在远古,中国与西方都崇拜上帝。在中国,从秦始皇开始.最高统治者都自称“皇帝”,则是盗用上帝、皇上帝的称号、是“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中国人也因此而饱受痛苦、苦难。在西方,却一直崇拜上帝,因此,西方人幸福。中国的人间“皇帝”,这个“奉天承运”的庞然大物、被洪秀全撕去“画皮”。虽然,这只是“名号”问题,洪秀全并没有否定专制政制。洪秀全自己称“天王”,不称“皇帝”,实际上仍然实行皇帝专制政制,但毕竟撕开了皇帝尊严的一个缺口,开拓了人民群众的思想。

  因此研究民变不应过于意识形态化,一概“官是民非”,视民变皆“盗贼”,或“官非民是”,视民变皆“起义”,都过于偏颇。但应该承认,无论孰是孰非,大规模、超大规模民变一再发生,近乎周期性地发生,的确与我国集权制官僚帝国的专制制度下难解的官民矛盾极度相关,而与民间社会内部矛盾之相关度极小。

这是从西方文化中得到启示,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得到的一点有益结论。

  宋元之际,“民变”的说法渐多。而在当时的文字中,“民变”是个比较中性的提法。一方面它并非“起义”,作为群体性事件是要被镇压的。但另一方面它又与“盗贼”不同,明代有这样的记载:

以上是早期的历史。到后期,不能不提到洪仁玕。洪仁玕写的包括《资政新篇》在内的一系列著作,基本内容是学习西方“富强之邦”,“革故鼎新”,建立“礼义富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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