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未完成的正名——“科学”概念的范式转移

  一、“大师”:今日何以渐行渐远?

   三、何为“大师”:形成一个共识性的中国认定

历史往复,出现何其相像的一幕。回望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传教士苦于没有合适的词汇传达西学,不得不在“格致”一词的意义上叠床架屋。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中西学术的根本异质,虽在“科学”一词的意义上大做文章,但依然感觉到用“科学”一词表述传统的窒碍。纵观近代中国,这种窒碍几乎无时不在,用他国语言诠释本国学术总会有挂一漏万的疑虑。

  一方面,大师的渐行渐远折射了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民族脊梁其公共精神的集体颓废,特别是80年代后的二十年,今日的中国学人早已远离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指现实生活的批判者、先进思想的代表者和时代发展的引领者,以“五四”知识分子为代表标志中国有了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4]新葡京官网入口,),二十年来中国学人的习惯态度是以晦涩的学术研究之名逃避公共责任与公共话语,或者以“大众通俗”、“日常消费”、“文化产业”等知识工业生产为名阉割公共价值情怀与推卸公共危机的思考责任,这样的直接后果是解构了中国学术存在的实践意义、阉割了中国学者知识创新的价值理性、割裂了中国学人与中国普通民众的精神纽带,这成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普遍性公民疑问得以鲜活的学术生态,实质上,普通公众并一定真的在呼唤中国大师的诞生,而是哀叹与圣贤精神同质化的大师精神,换言之,也就是中国学人传统朴实的独立之学术精神为何远逝?实质上今日中国经现代性洗礼而逐渐催生、萌芽、塑形进而发展而成的新型知识分子之所以令公众难以满意,其本质上正是因为没有摆脱传统社会中中国知识分子因命运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从而造就的依附性生存方式[6]和非独立人格的弱点而造就的,圣贤精神很大程度上是被我们主观美化的“远古乌托邦”
以用以批判当世社会的思想武器而已。

                                 

虽有王国维提倡“知力上之贵族主义”,科学社强调“科学”主体为求真,其旁能才是致用,但都显得曲高和寡,学术求真并不是国人的普遍追求。在国人的认知当中,“学”与“术”应分别指涉东西各国已成体系的知识实体,与基于这些学术实体的治国之术,讨论的主题则是在致用的层面,二者孰先孰后,孰重孰轻。

  正如鲁迅先生所论“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
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大师”的深层追问必须要引入对今日中国社会这块培养中国本土“大师”的土壤追问开始,今日中国社会是什么样子的?

  
由此可见,破解中国大师命题追问的首要工作当是形成对“大师”的共识性界定。当前学术界对“大师”的界定存在明显差异,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导致了与大师有关的思想讨论在进一步深化展开时遇到了难以避免的混乱,从而致使中文学界有学者在展开大师系列思考时却在文中专门注明不使用“大师”一词,如沈登苗在其最近的四期连载长文《双重断裂的代价: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之回答》[⑤]中无不尴尬地写到:“本文实际讨论的是新中国为何难出学术大师。考虑到当今大师满天飞,为了不混淆此大师与彼大师,就用这标题”。此前崔平在《老师与大师——中国学术大师确认潜规则的现代破产与未来显规则》[⑥]一文中即提到:“原创性学术贡献是学术大师的客观条件。相对原创这一学术大师标准,中国传统的学术大师称号掺杂过多的社会主观因素”。崔平在将“大师”无意识地设定为“学术大师”之后,尚且发现“学术大师”标准的主观混乱,更不要说内涵更广阔的“大师”了。由此,王华以“大师”一词为中心,撰写了《词语滥用引发词义贬值》[⑦],他认为正是基于不正确的语言使用观,“大师”称号被越来越多的人享用,故其已经出现很大贬值。然真的是贬值了吗?伴随着“大师”一词在当代中国满天弥漫,“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热门公共话语也在中国社会中大肆流行。大师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大师到底是被授予过少还是被授予过多?一时间,我们一方面在哀叹今日中国缺乏大师,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埋怨大师被使用得过多过频而导致贬值。显然这就涉及到大师被认定的主体合法性、标准通约性、规则普遍性以及社会认同性等系列问题。可见,“大师”追问是一个系统而庞杂的政治社会学工程,它绝不仅仅关乎政治、教育和文化等宏大体制性背景,同时还关乎诸多技术性细节式的并具有相当社会认同度与合理性的“冒”规则。事实上,81岁的“三无”(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经历、无两院院士光环)教授屠呦呦,这个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科学家40年之后其成果才在国外获得公认,而国内公众由此才知道中国科学家也有如此大师人物,(其获得葛兰素史克(GSK)中国研发中心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这一典型事件实质上正折射了当前中国“大师追问”中诸多被有意无意屏蔽了的命题盲点,如:因国家战略考虑而有意保密的大师成就;“大师”甄别机制的不健全;中国院士评选标准、方法和程序[⑧]的检讨等等,而正是这些盲点实质上隐藏了中国“大师”命题破解的真实答案。当然与自然科学领域“屠呦呦”事例类似,还有人文科学社会领域内的“战国策派”以及其他类“战国策派”大师人物,正如李钧所论:“中国20世纪文化思想史上并非没有大师,只是我们对他们缺少了起码的尊重”[⑨]。这也正是今日我们所熟知的人类社会中诸位优秀大师尚未被我们熟知的缘故。事实上,我们不了解大师其当世存在时的本真生存状态,而大师的生成多是隔辈的,且在大师有生之年因其杰出思想与理论贡献而带来当世容光的实在凤毛麟角、屈指可数,思想大师尤其如此。诸多真正的思想大师在其生前多是默默无闻的,此方面例子不胜枚举,如让·雅克·卢梭、亚瑟·叔本华、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列奥·施特劳斯等等诸多在后世看来星光璀璨的大师皆是如此。

“格致学”以近代实证科学为主体,固守“中体西用”的格局,与本土学术有所抵牾;日本“科学”另辟蹊径,体现为以分科为特征,多元共存的学术集合体。近代日本作为成功转型的范例,以及东文东学在地理、语言、功能上提供的便利,使得西学东来衍成主流,“格致”一词逐渐淡出,“科学”概念后来居上。

  

  

但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五四以来,虽然“科学”的地位一路走高,但整体性的“科学”并没有在中国整体性地普及开来。直到今日,学术界仍在不断追问和百多年前同样的问题:求真尚实的“科学方法与精神”为什么没有能够深入人心?个中缘由,有必要回到民国的历史语境重新考察,本书对于“科学”的正名其实只过半程。

  [关键词]中国大师; 屏蔽社会;今日渐行渐远;文化所指;思想望远镜

要准确而全面地定义大师并非是一件具有可行性的工作,但是,要形成一个具有共识性的基本认定是否可能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以今人的眼光看,严复的实证主义科学体系比日本“科学”更接近Science的本相,结果却是,不仅严译词汇在与日语新词的生存竞争中被打败,即便是借助日译“科学”传达的西学体系也遭遇滑铁卢。究其原因,在于日本“科学”蕴含了严译“科学”所不可企及的社会实践转化力。

  

  
2011年10月3日,新一年的诺贝尔奖陆续公布。此前9月12日因获阿尔伯特·拉斯克(Albert Lasker)医学研究奖而被中国公众知晓的药学家屠呦呦被国人寄予厚望,因为该奖被认为是医学界仅次于诺贝尔奖的世界级大奖,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屠呦呦被中国媒体普遍认为距诺贝尔奖仅一步之遥。2011年10月3日下午5点30分,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揭晓,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颁发给了加拿大、美国和卢森堡的三名科学家,诺贝尔奖再次与中国无缘,由来已久的中国诺贝尔奖情结再次沸腾。

形上之学包括今人所谓的人文社会科学,其蕴含的政治理念为造就国家民族的整体进步提供了更为直观的理论指导,搭建起了学术改造与政治实践互通的桥梁,“科学”概念得以在学术与政治两个范畴内发挥作用。一系列发生在学术领域的思想论争,背后都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

  

  
今日中国语境下的“大师”追问并非建基于严格合理论证之上。事实上,今日中国大师追问一出现即被标签化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固化结论:“今日中国出不了大师”。基于此,这个被固化的结论直接导向公众最为熟知的一个公共命题:“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此命题显然是一个荒谬独断的伪命题,原因有三:一是大师自身的概念界定多元;二是大师生成的内在逻辑多元;三是大师认定的外在标准多元。鉴此,今日中国大师有无的追问注定陷入到众说纷纭的无共识争鸣之中,故独断的讲“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显然是一个非共识性的伪追问。而可能有意义的追问应该是在严格界定大师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论证得出今日中国到底有无某种类型的大师,由此再进一步深化追问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某一种类型的大师?当然这种追问方式在逻辑上讲比笼统追问“今日中国出不了大师”更具有形式合法性,故这种命题追问在形式上才可能是真命题。然而是否确实是真命题还需要从命题本身意义上加以考察,这就需要将命题本身置于社会结构之中去论证其合法性与否。

近代关于中国固有学术的变与不变、渐变或是全变的讨论,大体是传统道德的进与不进、渐进与激进的话语映射。学术上的中西新旧几经分化、整合,最终融汇成不同配比,充满争议的“科学”样态,上升到意识形态就是传统道德与西方价值以不同方式进行的组合重构。

  “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的这一殷殷追问,实质上衍射了当今中国社会诸多深层而复杂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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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不止于此,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科学”自身遭到质疑,“客观中立性”的神话被打碎。近代以来,中国人矢志不移地追逐“科学”,一部分人至今还在为没能建立起西方式完整的“科学”扼腕叹息,一部分人已经试图超越“科学”反思现代性。历史的尘埃还没有落定,新的论争风云再起,在说者的言语中依稀可以看见先辈学人的思想痕迹。

  如果我们并不打算在廉价的意义上使用大师一词的话,就必须首先给大师一个准入标准较高且相对清晰的界定,否则由大师所衍生的系列问题都将注定陷入结论迥然的彩绘化尴尬之中。显然,要准确的定义大师并使每位读者满意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因此对大师的本质主义定性就需要笔者将大师内涵建基于其不是什么的反向诠释基础上。从一般意义上来追问,大师是否应是德学兼备之人?大师是否应是知识分子?大师是否必须首先是言传身教的老师?大师是否必须是原创学术?大师应该由谁来认定?大师被认定的标准为何?大师的内在生长逻辑是可以被蓄意建构与体系生产的吗?大师的社会认同是否一定具有普遍性且是否为一般公众所共同熟知?大师是否是人类每个时代都必定拥有的客观社会资源?对大师的以上追问实质上是要回答大师的德、学、名、份、业、绩、格等系列问题。中国人的大师情节事实上被传统的圣贤崇拜所同质化了,因此大师一词被象征所指为学术与道德的绝对完人,这实质上是对大师本身的苛刻,大师主要是就学术思想而论所得出的概念,它本质上是无关于公共精神与世俗伦理的,开创20世纪现代西方哲学崭新路向的大师海德格尔,其一生也没有为自己给纳粹服务的行为忏悔,显然这是有悖于公共精神的,若以大师的完人高标来审阅海德格尔,那么海德格尔注定也难忝大师之列,同样再以世俗的道德伦理标准来检视存在主义之父克而凯郭尔、德国古典主义大哲谢林、后现代主义的大师福柯,他们无疑都不能再称之为大师了,显然,严格意义上的大师仅仅与学术与思想有关,不能以所谓的道德高标来裁剪和遮蔽大师本存的光芒,但是在中国语境下,我们又必须将大师渴望还原为圣贤崇拜,可见大师本身需要做中国语境的独特性处理。在“50年中国未出大师”振耳发馈中的呐喊声中,我们的大师追问显然已经被固化为即定的知识分子,似乎大师注定是以知识为业的一群职业知识人,这明显从前提处屏蔽了艺术界、体育界以及劳动技能界出大师的可能性,艺术大师、体育大师以及各类技能大师都被国人单一的大师习惯思维屏蔽了,大师实质上被绝对定格为学术大师,由此可观,《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大师“在学术、艺术等方面名望大、造诣深的人”的定性明显是泛化了习惯性的生活概念而难以去适应日常实践了,否则赵本山、刘翔、姚明理所当然该被称之为大师,那又何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的尴尬追问?显然,不廉价使用大师一词的高准入标准应该将大师有意窄化为学术大师,而学术大师注定是以知识为业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卓越政治家或者成功经理人。既然大师的前提是知识人,那么知识人的线性联想不可避免的让国人将大师归类为老师中的佼佼者[2],这里的老师一方面指作为职业的教师身份,另一方面则指作为属性的教师功能,前者教书为业,后者育人为本,前者以传统的书斋式积累型传播为主,以固化的教室为场地,而后者则以开创崭新的学术思想以引领时代和服务人类为主,以研究室与公共空间为场地,因此前者多为教师,而后者多为科研人员与公共知识分子,显然在当前的中国语境,后者更具有大师生成的合法性,而前者难以被公众认可为大师,若前者要被认可为大师,必须要求其首先是作为后者中的杰出人才,这进一步深化了大师的追问,大师是否必须是原创学术?若作为积累式的书斋式传统学人,能否成为大师?很明显这初步触及到了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尴尬命题的根本,中国学术历来重积累和强考究,五千年华夏学术,尤以史学和经学见长,其内在的深层逻辑正是书斋积累式,故清末民初中国从西方引进现代学术规范体系以前,按今日大师合法性认同来检视,中国大师者实在寥寥,众览五千年华夏,仅春秋诸子、两汉经学、宋明理学、阳明心学等等可为大师,除春秋诸子纯粹原创以外,其他时代能流传至今的学术与大师无一是完全守成的,尽管其绝对原创的能力远不及前辈诸子,但在原有经典文本上的意义再注使的他们也终究成为了学术大师而扬名千古,尽管如此,继诸子百家争鸣之后中国版图上真正的第二次群星辈出的时代依然是清末与民国时期,原因在于知识人在本质上更易因原创学术的开创而声名远扬进而成就大师之业,塑大师之名,可见,正是现代学术规范、体系与方法论的中国化引进、开创或者与中国传统知识论的融合成就了民国时期苒苒生辉的大师们,这是一种全新的学术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胜利,所以,大师的生成不一定非得绝对化的革命性原创,对原有体系、文本的再诠释、意义再造和深化研究也能够造就学术大师,但这样造就的大师合法性及其认同度远远小于绝对的革命性学术原创,中国春秋战国之后到清末明初的数千年间,大师寥寥的事实即证明了此,因此,在现代学术规范体系、方法论被民国大师引入中国并革命性地开创了一条我们今天也必须顺之前行而尚未被超越的学术范式后,尽管今人各领域的成就早已超越开拓者了,但是今人仍难以名正言顺被公认为学术大师,这正是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的主体性原由。当然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还有诸如大师认定主体、认定标准、认定规范等客体性原由,因历史原因而割断与传统学术联系的今日中国在深化沿袭现代学术学科规范体系下的学术创新注定难有自己独立的精神家园,民国大师们尚且可以将西方学术与本土思想深度融合进而做出独一无二且精彩绝伦的中国学术,那么今日的中国学人则只能亦步亦趋于西方学术,在西方所导引的现代学术规范话语下苦苦挣扎努力求学,并套袭西方学术规范与思想来解读与分析完全异于西方世界的古老中国版图上的人与事,这种与传统难以接续而只能全盘移植西方规范的现代中国知识人生存特征注定了中国大师只能是西方学生,学习西方先进学术当然无可厚非,关键问题是这种因多年学习而形成的未断奶学术心态又进一步阉割了独立的绝对性学术原创的勇气与锐气,这种学术心态由个体不断推延,进而成为中国学术共同体普遍的学术心态,而未断奶的学术心态注定中国知识人敢为大师的心态普遍侏儒化,且即便真有了敢提出学术原创的中国知识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普遍侏儒化的自卑情节又不敢予以确认,甚至极尽打击之能事,因为其个别锐气知识人的原创体系与思想或许完全不同于学术共同体早已被西方现代规范驯化了的所谓现代学术标准,把持大师确认权的这个虚拟共同体完全可以以“学术平庸”或者“政治不正确”的名义对潜大师的原创学术思想予以谋杀,由此可见,“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是一个复杂的内外交困、主客二悖的艰难困惑,这正如北京大学赵敦华先生所论: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有一定前提,为什么没有出现学术大师这个问题的前提,部分是事实,部分是假设[3]。

  
“大师”追问的非法性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其大师概念的滥用;二是大师生成的内在逻辑混乱;三是大师认定的外在标准混乱。在此基础上,需要将该命题的提问方式与提问内容予以严格纠偏与合理限定,笔者在对大师做多方位概念反思的基础上尝试形成一个共识性的中国认定,从而有效规避当前中国大师讨论中的概念混乱,进而在将“大师”与“杰出人才”内在概念与培养逻辑严格区分基础上,反对将“钱学森之问”与“大师追问”简单同质化的误区,防止假借名人效应而独断“中国体制培养不出大师”从而为顺利否定中国体制,妖魔中国成就开路。同时,笔者在厘清“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命题真伪评定的标准基础上,指出此命题从本体论上是一个伪命题,而该伪命题之所以能够被造就出来从发生学上讲是与相应的社会生态匹配的,三十年中国转型社会中知识分子与学术共同体的普遍有机化[③]、中国学者群对中国公共责任承担能力的集体退化、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对立”、“依附”与“融合”三重关系处理上的现代性困境等等都是当前“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伪命题得以流行且被恶性曲意赋值的根源,“中国大师”追问需要高度警惕其非法的意义嫁接,防止其从单一公共话语到隐性曲意赋值的恶性过渡,防止公众在正常的讨论中被恶意诱导着去抽象解构命题生成的国家、政党体制建构等根本性前提,事实上,这种对根本性前提制度的抽象责难仅仅是具有理论回应非法性的命题移情与诠释不足。

总体而言,近代中国的“科学”概念看似错综复杂,却是渊源有自,有着可寻绎的内在肌理。概念在生成的过程中始终游移于两个思想坐标之间,一个是世界科技发展水平提供的全球性的先进/落后的评价体系,一个是传统学术道德的思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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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论试图在形上之维调和中西道德,但随着“科学化”程度的加深,中学改造从形式转化渐进于价值的取舍,中学之体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康有为借助宗教,梁启超拆分伦理与道德,都是为了固守中体的最后一道防线。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普通公众所面对的社会从三十年前开始的“增量互利”型改革已经走向本世纪“结构排他”型改革,在这个深化改革的转型艰难期,因资本利益分散化、社会结构碎片化、权力政治祛魅化以及信息网络瞬时化四重交叠的社会发生机制,注定必然直接导致中国社会传统共同话语的流失与共同理想信仰的缺乏,而话语交融与信仰共振的不可能性进一步加剧了解答中国时代困惑的频率与难度,三十年西方存在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全面热销也促使中国普通公众内心深层的虚无主义与怀疑论,而社会公共思潮愈加如此,饱受圣贤崇拜和思想一统影响的中国普通公众也就愈加渴求本土的“超人”式大师能尽快横空出世而将数亿万蚁民从精神虚无与彻底怀疑的精神困顿中拯救而出,以使大众得灵魂安宁与内心平静。

  

德文的Wissenschaft,胡塞尔所称的欧洲“科学”的危机,黑格尔的哲学“科学”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这一“科学”相当于西方特有的哲学、形而上学,是西学的核心学科,是所有非西方文明没有的东西,包括中国在内。三是定义“科学”为“近代科学”,即在近代欧洲诞生的一种看待自然、“处理自然”的知识形式和社会建制,是人们普遍使用的科学定义。

  

  

在晚清救亡的语境之下,无穷、繁难与支离的分科治学难以提供一揽子的救国方案,一点一滴的学术改造显得缓不济急,“科学”概念的主体渐由学术范畴流向政治言说。

  [摘要]伴随“中国模式”在世界舞台中的崛起,“双面中国”的形象也愈发在国人心中震荡:一方面,三十年改革开放实实在在的经济成就令国人走出百年匮乏,作为人权内在前设结构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得以切实保障,国家形象建构与民族软势力输出成为几代国人复兴之路的时代强音;另一方面,自1840年以来饱受百年欺凌的古老中国,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自强,历经中西体用之争而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进而彻底引进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标志的西方学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事实上从未逃离西方以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世俗化、文化合理化为特征的现代性轨道,由西方现代性梦想所形塑的青春中国,客观上注定今日中国学术亦步亦趋于西方主流而难有真正的思想原创,由此,遭受百年欺凌从而被迫打开国门进而全面学习异邦的历史事实会碎片状地浸染到今日国人深埋的民族自卑情感中,在学术精神图式中不免陷入深层矛盾,既呼唤今日中国出现自己独立的思想大师,进而以平等身资对话于把持世界话语与学术规范的西方,同时又不免无意识的以西方标准的中国化为依据而独断。今日中国大师之追问,事实上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问题所指而衍变为一种隐蔽的新中西之争,当然这个新争论内在地包纳了中国社会三十年中客观生长的诸多深层危机与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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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一词也在这一过程中开枝散叶,成为一个包含格致之“科学”、教科之“科学”、常识之“科学”等诸多歧义,边界模糊、内容庞杂的学术混合体。

  二、“大师”沦为中国“传说”的文化所指

   关键词:中国语境  大师  共识认定  赋值

“科学”概念多维度地向政治思想领域延伸,以表达国人投身社会变革所着意的方式,同时拓展了自身的意义空间。民国初期,学术研究虽有回潮,但在内外交困之下,概念再次卷入政治旋涡。近代中国以输入“科学”,发动“学战”作为社会变革的起点,“科学”一词却逐渐衍化成各种政治思想之护符,知识实体的社会普及进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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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当代中国大师追问中的人为屏蔽区:非法性与虚拟性

对东学多有抵触的严复顺时应势,借用“科学”一词置换“西学格致”,在“科学”范畴内形成日本“科学”与严译“科学”的竞争,“科学”概念的内涵变得丰富多歧。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民间社会的构序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逻辑转型,传统意义上以单位为进途而实现政治社会化的个人已经被市场的资本逻辑所切断。在面对私人资本自由漫溢的巨大利润诱惑时,组织化的个人纷纷或自愿(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下海热”)或被迫(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下岗风”)逃遁出公共组织(如单位),组织作为社会小共同体以保卫个体承担社会公共风险的能力被弱化:一方面,被产业化和市场化治理机制调整后而建构起来的新社会组织其唯一的生产职能就是实现资本的自我复制与升级;另一方面,更多的原组织中的社会个体被私人资本残忍角逐的利益聚合链所击碎,不断变成需要独立承担社会风险的被裂化了的原子型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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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言,则凡知识有统系,而能归纳之于原理者,皆谓之科学。故哲学、史学等,皆科学也。从狭义言,则科学与哲学、史学三者对举;科学究其所当然;而哲学明其所以然;史学述其所以然者也。又某派学者,并谓研究之材料,或散漫、或变动,非具一定体系者,皆不得称科学。如谓教育学,政治学之类,今尚不能成一科学是也”。

  

                  

晚清之际,Science先于“科学”一词进入中国,与“格致”对译,从Science到“格致学”,再到严复翻译的“西学格致”曾是国人输入西学的主要路径。“科学”一词进入后,引导出另外一条从Science到日本“科学”,再到中国“科学”的东学路径。“格致学”与“科学”一度并存,各有界域。

  读完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由希拉•斯劳特与拉里•莱斯利合著撰写的《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之后,联系到“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这一公共性热门困惑,由此展开了对中国大师问题的系列深思[1],本文试图在兼顾中国大师本体问题讨论的基础上,从中国公共困惑的危机治理角度去阐释今日中国大师这一公共命题。

    
“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新中国为何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钱学森之问”乃至“李约瑟难题”等命题再次被中国媒介追问。在五花八门的回答背后,诸多评论者依旧将命题答案抽象地归责为“政治体制”、“教育体制”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①]事实上,如果对此类命题仅仅作如此简化处理,将注定无法跳出宏大叙事的归责陷阱。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群公众在面对不满且难以有效解决的社会难题时,几乎都会将问题根源抽象归因到“政治体制”、“教育体制”以及“文化传统”等宏大因素方面。进而诱惑公众去解构命题生成的国家、政党体制等根本性因素,并主观将之理解为“公民不服从[②]”。然而,这种状态的“公民不服从”实践显然并不符合实质意义上的“公民不服从”理论,这仅仅是一种被简化处理的命题置换与解释不足,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命题的存在本是诞生于其本土社会结构之中,如果对本土社会结构存在的根本性体制架构予以否定,确实此命题能够自然消解且不复存在,但事实上全新的社会根本性体制架构又会徒生诸多其他难以预料的新命题,难道此时,我们又要再次否定这些根本性体制架构前提?因此,要解决一个社会命题必须要从命题本身角度去思考,而不是试图彻底移植另一社会根本性体制架构进而否定当下体制,从而以宏大叙事的妄想来解决此命题。

日本“科学”概念的模糊性为中国学术提供了近代化转型的路径。日本作为后发展国家,先后移植各种西方学术,西学与汉学在日本“科学”内部杂糅淬砺,不但呈现进步性,也体现出与传统的亲近,以及转化传统的包容性。

  三、仰望“大师”:从今日中国社会土壤的结构分析开始

                      

以“科学”作为学术归属,进化作为政治目的,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注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背离传统、追慕西方的总体走向。竞争指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力”与“理”分别指涉国家的竞争实力与生存权利,国家主义的竞争法则在枪炮的裹挟下席卷世界,中国被迫置于“力”即“理”的霸权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下。救亡争存成为中国人无法逃避的现实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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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导   论

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意义多歧首先来自它的思想源头。现代学人多拿“科学”与Science对译,表明它的西学源头。但梅尔茨的研究显示,欧洲各国的“科学”并非一物,存在英、法、德之间的差异。无论是西方直接进入中国的Science,还是借道而来的日本“科学”,其与生俱来的不自明性都昭示了中国“科学”概念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