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维特根斯坦──天才人物的最完美范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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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维特根斯坦这个人,我愿破例多谈一些,维特根斯坦是二十世纪数一数二的大哲学家。向大多数哲学家一样,他一生并没有作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不过,他的生活仍可以写成一部有声有色的传奇,就像罗素曾经说过的那样,维特根斯坦可谓“天才人物的最完满的范例”:热情、深刻、认真、纯正、出类拔萃。

费希特说,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会分别选择唯心论和唯物论哲学。詹姆斯也把人的性格分为“刚性”和“柔性”两种,并分别与唯物论和唯心论及其思维方式相对应。大量的哲学家传记证明这种两分法过于简单。20世纪哲学史有一个奇特现象:分析哲学运动的三位开创者穆尔、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共聚剑桥大学,而其他分析哲学创始人或单打独斗,或政治环境恶劣,只有剑桥赶上好时光,以致主要由一些德语国家哲学家开创的分析哲学成为英语国家哲学的主流。

周濂 (进入专栏)
 

  维特根斯坦1889年4月26日生于维也纳。从血统说,他多一半是犹太人,但他母亲是天主教徒,他本人也受洗为天主教徒。他出身豪门,父亲是奥地利钢铁工业的大亨。少年维特根斯坦在家里接受教育。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维也纳群星灿烂,涌现出多位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建筑师、科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家庭以及他本人和其中许多人来往密切。勃拉姆斯是他家的常客。他哥哥保罗就是一个闻名国际的钢琴演奏家。音乐充满了这个家庭,也是维特根斯坦本人的终身爱好,这一点在他的著作中也常有体现。

剑桥成为分析哲学中心,穆尔功不可没,他在剑桥哲学系主政三十多年,同事们都亲切地称他的绰号Bill。穆尔为人忠厚,知人善任,在学术上,他带头反对唯心论,毫不留情,在比自己更有才气的罗素和维特根斯坦面前,则虚怀若谷,提携后进。穆尔在1903年发表著名的《批驳唯心论》一文,针对“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贝克莱式主观唯心论,他举着一只手说“我知道这是我的一只手”,因此可知世界上至少有一件不是意识的事物存在;他又举着另一只手说“我知道这是我的另外一只手”,因此可知世界上还有另外一件意识之外的东西存在。但他没有认识到,这样并不足以驳倒贝克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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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特根斯坦从小爱好机械和技术,十岁时就制造出一台能够实用的简单缝纫机。他的最初志向是成为一名工程师。他的兴趣渐渐集中在喷气发动机方面,于是他在1908年秋天来到曼彻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工程。他对螺旋桨的一些想法和设计多年后获得了实际应用。由于设计工作的实际需要,维特根斯坦努力研究数学,在此期间他读到了罗素的《数学原理》,并由此了解到了弗雷格的工作。数学的逻辑基础引起了维特根斯坦的巨大兴趣,他极为推崇数理逻辑的成就,把从传统逻辑到数理逻辑的发展比作从星相学到天文学的转变。他决意放弃航空工程,转而从事哲学。他来到耶拿,向弗雷格请教,并听从弗雷格的建议,于1911年转到剑桥,问学于罗素门下。

罗素说他是追随穆尔反抗唯心论的,且青胜于蓝,出手不凡,一下击中了英国新黑格尔主义代表布拉特雷的要害——“内在关系”说,并提出与之相对立的“外在关系”说。在此基础上,罗素把数理逻辑的最新成就应用于数学基础研究和语义分析。但罗素始终未能解决逻辑自身的基础问题:用逻辑符号表示的外在关系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他晚年说,“我曾试图相信,诸如‘如果’、‘或者’、‘不’等词所意谓的事物存在于某种逻辑学家的仙境之内,有德性的逻辑学家或许可以于身后在一个更加逻辑的宇宙里与这些事物相会”。这当然是浪漫的自嘲。正当他处于这样的思想困境中时,维特根斯坦来到剑桥。

  

  据罗素讲,维特根斯坦有一天跑到他那里,问“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罗素不知他为什么这样问,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是,我就去当一个飞艇驾驶员,但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个哲学家”。罗素于是要他写一篇论文,只要写他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就行。维特根斯坦不久把论文拿来了。“我刚读了第一句,就相信他是个天才。”罗素的确把维特根斯坦当作“天才人物的最完满的范例”:热情、深刻、认真、纯正、出类拔萃。关于这一时期的维特根斯坦,罗素还讲述了另外一些引人入胜的轶事。年轻的维特根斯坦经常深感郁闷,到罗素那里,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只是踱来踱去,已到中年名满天下的罗素勋爵就这么陪着他。有一次罗素问他:“你到底在思考什么??逻辑,还是自己的罪孽?”维特根斯坦回答:“Both。”这是个经典的故事。虽然我不鼓励读者从奇闻轶事来理解哲学,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哲学差不多就是把我们最隐晦的灵魂和最明晰的逻辑连在一起的努力。唯对其一感兴趣的是虔诚的教徒或逻辑教师,但不是哲学家。

穆尔和罗素同时认识到这个新来的学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穆尔预言,哲学下一步的重大发展将由维特根斯坦来完成;罗素把他当作理想的学生,赞美他具有历史上天才人物具有的美德:热情、深刻、认真和卓越。1914年初春,穆尔专程看望隐居在挪威的维特根斯坦,把他口述的思考结果记录成《挪威笔记》。维特根斯坦从农村小学回到维也纳后,穆尔派人劝说他重返剑桥。为了能让他有任教资格,穆尔安排了以《逻辑哲学论》为博士论文的答辩会,并授予他博士学位。后来穆尔如同一个学生坐在他的课堂里听课,整理出《维特根斯坦1930—1933年讲稿》。1939年穆尔辞职后,维特根斯坦接替他的职务。

  【本文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更名“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好的一生”】

 维特根斯坦这时十分推重罗素已经取得的成就,他明确表示他完全赞同特称描述语理论。这主要因为罗素区分了句子的语法形式和逻辑形式,而这被维特根斯坦视为哲学的主要工作:“不相信〔传统〕语法是从事哲学的第一项要求”。这一时期,他开始在逻辑领域进行独立探索,对“和”、“或”、“所以”等逻辑常项的思考把他引向原子命题的想法,认为由逻辑常项连结的所有命题都是复合命题,可以分析为原子命题。

罗素是最先看到《逻辑哲学论》书稿的人,其中的逻辑实在论对他有很大启发。他在1918年关于逻辑原子主义的讲座开始坦承:“以下讲演在很大程度上是解释从我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维特根斯坦先生那里学来的思想。”由于罗素的推介,《逻辑哲学论》在哲学界走红。但维特根斯坦似乎全不领情,他断然拒绝接受罗素为《逻辑哲学论》所写的序言,并不惜为此搁置该书的出版。罗素应穆尔要求担任维特根斯坦论文答辩会的主席,提了几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却粗暴地说:“你们永远也理解不了这本书。”在他们之间的友谊完结后,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罗素的时事评论和社会伦理文章浅薄,尤其鄙薄其鼓吹性解放的《论婚姻》如春药;而罗素则指责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了对世界的探索,把哲学变成茶余饭后的闲聊。

  

  那个时代的精英人士,普遍渴望高尚的精神世界和智性创造。在剑桥的这段时间里,维特根斯坦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包括经济家凯恩斯、数学家品生特等。他对愚蠢的思想极不耐烦,但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个热心而忠实的朋友。1913年,路德维希的父亲去世,留给他一大笔遗产。后来他把这些遗产分给了他的哥哥和姐姐。为什么不送给穷人呢?他解释说:他不愿见到本来好好的穷人由于得到这些钱财而变得堕落,而他那些亲戚反正已经很富有很堕落了。他自己一生都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财物、权力和地位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

维特根斯坦与罗素交恶不能用“文人相轻”或维特根斯坦不懂人情世故来解释,更好的解释是,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维特根斯坦是知行合一的人,不但认真严肃地把哲学思考当作“天才的责任”,而且自觉地履行一个普通公民的义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符合免除兵役的条件,但自愿参加奥匈帝国军队,担任炮兵中尉,获勇敢奖章,被俘后在战俘营里写完《逻辑哲学论》。他在战俘营里读托尔斯泰的著作,受其崇尚素朴自然的农民生活观影响,战后捐献出全部财产,以致付不起从维也纳到海牙会见罗素的80英镑路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加入英国国籍的维特根斯坦到医院实验室和心理学实验室当普通义工。出身豪门贵族的罗素崇尚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自由,其祖父曾任英国首相,其教父是著名自由主义者密尔,从小就懂得政治的诀窍。维特根斯坦和罗素两人在一战时都曾被囚禁,不过一个是战俘,一个是反战分子。1920年后的罗素哲学不被哲学界所重视,他就热衷当公共知识分子而爆得大名。1950年罗素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包括《论婚姻》,对此他也稍觉不安:“我一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不邪恶而成为有名望的人,但我的道德感极为愚钝,以至于看不出自己有什么罪恶。”维特根斯坦负有罪恶感,独身未婚,只活了51岁;罗素的寿命比他几乎长一倍,结过5次婚,福禄寿齐备。只不过,哲学上的贡献,罗素就没有维特根斯坦那样重要了。

  年轻的维特根斯坦在罗素的房间里像头野兽一样来回奔走。三个小时过去,困惑不已的罗素忍不住打断他:“你到底是在思考逻辑还是在思考你的罪?”
“两者皆是!”维特根斯坦回答道,然后继续他的奔走。

  1913年秋,维特根斯坦离开剑桥到挪威,在挪威的斯克约顿附近自己建了一间小屋,隐居在那里,研究逻辑问题。但说成“研究”也许不妥当,维特根斯坦从一开始就对不可言说者充满困惑,他的哲学思考和逻辑研究始终发源于对人生的深刻困惑。据罗素说,在挪威离群索居的时期,维特根斯坦“已近乎疯狂”。1914年春,摩尔曾到挪威访问他,他向摩尔口述了一份笔记,这份笔记的摘要,连同1913年九月他交给罗素的一份《逻辑笔记》,成为了解这一时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重要材料。

  我相信,这则流传甚广的轶事,给所有企图理解维特根斯坦的人出了一道无法回避的难题:维特根斯坦怎么能够同时思考“逻辑”与“罪”——这两个处于平行宇宙里的主题,对于他的哲学和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维特根斯坦作为志愿兵加入奥地利军队。在战场上,他以勇敢、镇定、指挥有效著称。在前线服役期间他一如既往写下大量哲学笔记。像李贺写诗那样,维特根斯坦总是把自己的思想以札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或对同事和学生口授这类片段。他把这些札记收集在一系列笔记本里,准备以它们为底本形成著作。这些笔记有一部分保存下来,其中主要部分在他死后由研究者编订出版,最重要的是《1914-1916年笔记》(下文将简写为《早期笔记》,这本笔记实际上止于1917年1月)。这些笔记对解释维特根斯坦的成形著作有极大帮助,因为维特根斯坦的成形著作,特别是《逻辑哲学论》,采用的是极其简约的形式。通过这些笔记我们可以看到书中的命题怎样生长定型,例如在这些笔记里,我们第一次见到维特根斯坦的图象说:“命题是事实的图象。”但是这些笔记的价值也许更多在于其中包含了很多犹豫,相形之下,《逻辑哲学论》的语气非常决断,似乎掩盖了维特根斯坦对某些问题的困惑。例如他当时对事物是否可以分析到简单对象相当犹豫:“在分析中我们必然达到简单成分,这是先天地明白无疑的吗?例如,这是包含在分析的概念中的吗?”在《逻辑哲学论》里他断然采用了终极分析和简单对象的路线,从而建立了逻辑原子论。这当然不一定只是一个决断而可能是他那一时期得出的结论,但笔记中包含的怀疑后来还是占了上风:在后期哲学里,他对自己的“最终分析”的思想提出了严厉的批判。

  1951年维特根斯坦去世,此后短短40年间,已有5868种二手文献在探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除此之外,还有各种诗歌、画作、音乐、小说、电视片以及数不清的传记在刻画这个充满魅惑力的形象。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各类解读里面,不可避免地被分化成了两极:要么完全割裂他的生活只研究他的哲学;要么受他的生活的吸引,却理解不了他的哲学。直至1990年,雷.蒙克出版了《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通过同时描述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和工作,这位33岁的英伦青年自信很好地展示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关切与他的感情和精神生活的统一。

  1918年7月,维特根斯坦从前线到萨尔茨堡度假,住在叔父保尔?维特根斯坦家中,完成了《逻辑哲学论》,并立即开始联系出版事宜。1918年11月,大战接近尾声,维特根斯坦在意大利前线被俘,在囚禁于战俘营期间,他对已经成稿的《逻辑哲学论》继续进行修订,同时继续联系出版事宜。当时维特根斯坦籍籍无名,多次遭到拒绝,出版商一会儿要求有名人作出评价,一会儿要求维特根斯坦自付纸张和印刷费用。维特根斯坦极为恼火,认为要求作者自费出书不是正派的行为,“我的工作是写书,而世界必须以正当的方式接纳它”。至于名人的评价,罗素承担下来,为此书写了一篇长长的导论。维特根斯坦读后,坦率告知罗素,无论是解释的部分还是批评的部分,他都觉得不满。但他还是开始把这篇序言译成德文。不久后他告诉罗素,序言的德文译文不佳,他不想把它和自己的著作一起付印,尽管他的著作也可能因此就无法出版。结果不出维特根斯坦所料,没有罗素的导论,出版商拒绝出版。到此,维特根斯坦已竭尽努力,差不多只有放弃了。幸好罗素君子雅量,继续托人联系出版事宜,几经拒绝之后,1921年作为一篇论文发表在《自然哲学年鉴》最后一期上,并附有罗素导论的德文译本。1922年,仍借助罗素的帮助,此书的德英对照本在英国出版。此书一经出版,即在德国、奥地利、英国产生巨大影响。逻辑实证论运动可谓发端于此,虽然这一运动的走向殊非维特根斯坦原意所盼。张申府先生独具只眼,1927年即译出此书,题为《名理论》,当年及翌年分两期发表于《哲学评论》杂志,这是此书英文译本以外首次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出版。实际上,其他文字的译本迟至50年代才出现。

  作为一名传记作家,在专业训练上蒙克具备足够的资质,他的专长是数学哲学与分析哲学史,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能把握维特根斯坦的基本思想。蒙克在资料搜集方面下的功夫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他曾多次请教维特根斯坦的三位遗稿保管人(冯.赖特、G.E.M.安斯康姆以及洛什.里斯),遍访维特根斯坦的朋友和同事,专程奔赴奥地利和爱尔兰做实地考察,甚至有幸遍览了未经发表的维特根斯坦全部的加密札记。

 在《逻辑哲学论》的前言里,维特根斯坦自称已经从根本上成功地解决了该书所论述的所有问题。顺理成章,他放弃了哲学研究,在1920-1926的几年里到奥地利南部的山村作小学教员,生活俭朴近乎困苦。维特根斯坦怀着贵族式的热忱投入格律克尔领导的奥地利学校改革运动,然而小学生的家长们,愚蠢的南部农民和小市民,很快就让他感到沮丧,当地人也不喜欢他,甚至有一次指责他对孩子过度体罚并为此采取法律行动。不过,在他那些小学生眼里,维特根斯坦是另一个人,他不仅敬业尽职,而且对学生们满怀关爱。他用多种方法鼓励孩子们主动投入学习,尤其注重用富有趣味的实例来解释事物的原理,他为自己的学生们编了一本词典,这本词典几十年后仍有再版,他带着孩子们组装蒸汽机,以及其他几乎所有教学模型,他用自己的显微镜辅导学生观察小动物的骨骼,他自己花钱领孩子们旅行、参观,在当地的短途旅行中教孩子们识别各种岩石和植物,在维也纳教孩子们观察各种风格的建筑。对那些禀赋优异的孩子,维特根斯坦更是关怀备至,甚至曾提出收养其中一个,可是那个孩子的父亲拒绝了这个“疯狂的家伙”。

  但是,所有这一切依然不足以保证蒙克能够回答那个难题——“逻辑”与“罪”是如何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合二为一的?要想做到这一点,蒙克还必须具备纤细敏锐的洞察力,深厚宽广的同情心,以及——这也许是最重要的——“通过看到联系达成理解”的能力。

  研究者曾认为维特根斯坦在小学教师时期放弃了哲学工作,后来巴特利所写的传记改变了这一看法。这一时期时常有人到乡下访问他,从访问者的记录来看,他远没有停止哲学思考,他和访问者几乎只谈哲学问题,并且在解释自己的哲学观点时颇为激动。的确,仅从他后期所持的“日常语言立场”来看,我们也有理由猜测,他对小学生的教学,以及和普通人的来往,对他的哲学态度发生了影响。

  怎样才能“通过看到联系达成理解”?打个比方,在《建党伟业》中,杨开慧为了看远方天空的烟花,跳啊跳啊跳,一旁的图书管理员看出了其中的暗示,把她托起放在了肩上。对于这个充满文艺腔的桥段,我们可以用一种后期维特根斯坦式的方式去诠释它:你必须站到思想的高墙上,才有可能达致“ubersicht”(综观),这样你就能“通过看到联系达成理解”,这样你的智力痉挛就得到了松弛。

  1926年以后,维特根斯坦离开了乡村教师的职位,在一个修道院里作过园丁的助手,协助设计并负责实施为他姐姐建造的一个宅第。这个宅第后来曾是保加利亚的使馆。据查,1933-1938年各期维也纳地方志都把维特根斯坦标明为建筑学家。他刚刚回到维也纳,就结识了维也纳小组的创始人石里克。他没有参与维也纳小组的团体活动,他对卡尔那普、纽拉特等人没有多少好感,也不赞许他们反形而上学的绝对实证观,他几乎只和石里克、魏斯曼交往,尤其与魏斯曼有多次交谈,因为他觉得这两个人文化修养较高,品位纯正。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后,每年回维也纳度暑假,期间仍和石里克等人讨论哲学。魏斯曼后来把1929年12月至1932年7月期间维特根斯坦这些谈话的内容收集在《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小组》一书中。

  但是说时容易做时难。在这本厚达584页(中文译本正文)的著作中,你能读到万花筒一样的元素:玻尔兹曼、魏宁格、康德、歌德、罗素、弗雷格、叔本华、拉姆塞、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泰戈尔、柯勒的格式塔心理学、弗洛伊德的精神治疗法、美国的《侦探故事杂志》、《圣经》、19世纪末维也纳的文化氛围、犹太人身份与同性恋,绝对的安全感,力求爆发开来的原初生命和野性生命,痛恨虚夸的浮饰,寻求直接性,综观……惟当把上述所有碎片组成整体,在其中看到联系,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

  有记载说,他是1928年春天和魏斯曼及费格尔一起听了数学家布劳维尔在维也纳的题为“数学、科学和语言”的一次讲演后,重新萌发了哲学探索的兴趣。布劳维尔的基本思路接近于康德,强调理性的建构作用,数学不是纯粹的发现,更不是简单的重言式,而具有发明的意味。布劳维尔也把类似的思想应用于语言。1929年初,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并以《逻辑哲学论》作为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主考官是罗素和摩尔。此后同年,他在《亚里士多德协会会报增刊》上发表了短文《关于逻辑形式的一些看法》,除了《逻辑哲学论》,这是他在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学说后唯一一次出版哲学文著。翌年底,他受聘为剑桥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从此到他1947年退休,他大部分时间在剑桥思考、研究、教课。他没有再发表什么文著,但他在课堂上讲的内容,以及偶或口述给学生的笔记,却广为流传。数量不小的笔记以及另一些手稿,他去世后由研究者编订成书,包括《哲学评注》、《哲学语法》、《蓝皮笔记本》、《棕皮笔记本》(这两本笔记是用英文写的)、《关于数学基础的若干评注》、《哲学研究》。从这些笔记看,维特根斯坦的注意力已经不集中在经过分析之后得出的“逻辑语言”,而是语言的日常的实际使用,至少是在科学工作的实际使用。

  幸运的是,这件事情蒙克不仅替我们做到了,而且做的一级棒。对此一个外在的尺度是,本书出版当年就被评选为“三十五岁以下作家年度最佳著作”,获“星期日邮报/约翰·卢埃林·莱斯奖”,次年又荣膺“达夫·库珀奖”。20年来,蒙克的传记不仅销量最广,同时也是公认最好的一本维特根斯坦传记。值得一提的是,中文译者王宇光无论在专业背景还是个人性情都与蒙克颇有类似,译笔清畅准确,不辜负原著。

  维特根斯坦曾打算定居苏联,并于1938年访问苏联,似乎是这次访问打消了他在那里定居的念头。此后,他在挪威的木屋里住了一年,1939年回到剑桥,并接替摩尔成为哲学教授。翌年,德国吞并奥地利,他转入英国国籍。战争期间,他大部分时间在伦敦一家医院当看护,后来在纽卡斯尔的一个研究所当助理实验员。同时,他当然继续思考哲学问题,《哲学研究》的主要部分即第一部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写成的。

  在这本浸透着各种细节的传记里,蒙克告诉我们,早在八岁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就曾经停伫立门前苦苦思索:“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这个问题既是维特根斯坦最初的哲学思考,也是纵贯其一生的焦虑所在。

  战后他继续在剑桥任教,但对学院生活愈发不耐烦,1947年辞职。他到爱尔兰生活了两年,撰写《哲学研究》的第二部分。后来编订的《札记》大半写作于这段时间。此后他交替在威尔士、挪威居住,曾访问美国三个月。维特根斯坦不是哲学专业出身,哲学史的造诣不深,在哲学方面,维特根斯坦熟悉叔本华的著作,并通过叔本华对康德和佛教有所了解。在哲学和宗教邻近的领域,维特根斯坦熟悉克尔凯郭尔和詹姆士的一些著作。他特别钟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维特根斯坦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但他具有极为深厚的文化素养。他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深刻感知,以及他在理智上的特殊天赋,使他在哲学上达到了其他哲学家难以企及的深度。